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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乔还没闹腾完，正打算乘胜追击，伙同一干同事继续围剿骆闻舟，不料一探头，正好和那张掉在地上的画像看了个对眼，吓得她酒意都从毛孔中飞出去了。
公安系统里有专门做模拟画像的技术人员，其中不乏高手，相比而言，这幅肖像画的画技实在属于初学者水平。但是很奇异的，画中人的神韵意外生动，那张脸好像曾经在绘画人的心里反复描摹过无数次，忍无可忍，方才借由生硬的笔付诸纸面。
郎乔：“这是什么？”
陶然被骆闻舟一脚踹翻，略微清醒了一点，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他扶着沙发站起来，出去洗了一把脸，回来和骆闻舟一起收拾地上的东西：“是莲花山那事吧？老头念叨了一辈子。”
“莲花山”不是一座山，是燕城北郊的地名，早年属于燕城下辖的县城，已经于十几年前被划入到燕城市，成了一个开发区。
笔记本的那一页中，除了那幅传神的画像，还夹了几张泛黄的旧照片，用透明胶条贴在纸页间，时间太久了，一碰就往下掉。
它们有的是画面模糊的生活照，还有时代特色浓郁的照相馆作品——都是荷兰风车的背景布，夸张的打光，上面的少女笑容有些僵硬，像是曝光时间过长的摆拍。
照片一共六张。
老照片这东西，说来很奇怪，所有的相纸放上几十年，都是一样的褪色、一样的泛黄，如果照片上的人幸福美满，那泛黄的旧迹就显得回味悠长、岁月静好，但如果照片上的人后来遭到不测，旁人再回顾他当时的音容，却总能从中看出些许诡异阴沉的气息，好像主人的怨愤与不甘都附着在了静态的图片上，冥冥之中昭示着什么似的。
“是杨老吗？”郎乔问，“他怎么会管开发区的事？”
“当时市局有个政策，不满三十五周岁的都得下基层锻炼——要么是去派出所，要么是到当时几个县里，我师父他们去的就是莲花山，在那待了半年多。”骆闻舟小心地捏起照片的边缘，重新夹回笔记本里，“刚去没多久，就遇上了那起案子——你可能都没听说过，那会我还是学龄前呢。”
“刚开始有个男人来报案，说孩子丢了。”陶然翻了翻笔记本，除了照片和画像以外，笔记本上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纯手写的，老刑警的字相当漂亮，清秀又有力，有形有体，照片前面的一页上写着“郭恒”两个字，名字下面画了三行重点线，“对，报案人就是这个郭恒，丢的是他十一岁的女儿，小名叫‘菲菲’。”
骆闻舟听到这里，放在一本厚教材上的手一顿，纳闷地抬头去看陶然：“你都喝成这样了，还记得那女孩叫什么？”
陶然低头避开他的视线：“听老头念叨多少年了，来龙去脉我都能背下来。”
常宁平时工作忙，看电视的时间都少，难得近距离地听刑警队的人讲故事，不由得好奇地追问：“后来呢？”
“那时候家长带孩子普遍不像现在这么走心，十一二岁的，已经属于大孩子了，平时上学或者去同学家玩，一般都是跟家长说一声就跑了，大人也不会一天到晚围着他们转。”
“但是郭菲这个小女孩属于特别老实规矩的，上学放学都有固定点钟，晚回来五分钟都能说出正当理由来，学习从来不用家里操心，失踪当天也没什么特别的，她同学说，那天郭菲放学后没在学校逗留，按时回了家，从学校到她家，大概有十五分钟的路程，孩子就是在这十五分钟里丢的。我师父他们沿着她平时走的路来来回回踩了几十遍，那年月路上没有现在这么多监控，但是孩子回家的路没有特别‘背’的地方，当时正是夏天，傍晚天也不是很黑，外面来来往往人很多，按理说，那么大一个女孩被人从街上带走，哪怕稍微有一点不对劲，也不可能完全没人注意到。”
“可是走访了一大圈，就是一无所获。他们把学校附近翻了个底朝天，连女孩一根头发都没找着——福尔摩斯不是有句名言么，‘排除了一切不可能的，剩下的再不可思议，也是真相’，所以当时有人说，要么是熟人作案，要么是孩子自己离家出走了。”
“顺着熟人作案的思路，警方排查了一个遍，学校的老师校工、郭家的亲朋好友，甚至那孩子平时常去的文具店、小超市……一共传讯了上百人，但都一无所获。”
陶然说到这，话音一顿：“就在他们调查陷入困境的时候，女孩父亲郭恒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接起来没人说话，只听见有个小女孩声嘶力竭地惨叫，孩子她妈一听就晕过去了，警方立刻通过号码找着了电话的位置——是个很偏僻的电话亭。”
郎乔奇怪地问：“没有监控？”
“没有，那个电话亭本身在垃圾站旁边，看着像废弃的，好多人都不知道那台电话还能用，”骆闻舟说，“电话亭旁边找到了一点血，和郭菲的血型一致，但当时不能检验dna，无法确准究竟是不是她，没有指纹。”
陶然的客厅里一时没人说话。
好一会，一直没吭声的费渡才插嘴问：“没有别的电话？没有勒索，也没有要赎金？”
“没有，”陶然说，“那通电话之后，绑匪再也没有联系过女孩家里。没有要钱，也没有提过要求。”
费渡端着酒杯轻轻晃着，若有若无地嗅着酒香，好像杯子里盛的不是超市里随便买的干红，而是罗曼尼康帝。
“那挺奇怪的，”他说，“听起来绑匪不是冲孩子，而是为了折磨家里大人——女孩父母都是做什么的？”
“郭恒本人是个中学老师，孩子她妈是公务员，在当时看家境还不错，但也就是普通小康，都是按月拿死工资普通人，要说多有钱，那也不太可能。两口子都上过学，平时都是知书达理的人，工作上野心不大，和同事关系也挺好，不存在利益纠纷，也排除了婚外情。”
普通人家，普通父母，普通女孩——甚至都不是个漂亮孩子，过着循规蹈矩的日子。和大街上随便走过的人一样乏善可陈，任凭警察掘地三尺，也挖掘不出什么特殊的故事。
民谚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但是警方把和郭家有关的人都反复梳理过，乃至于个人*都拿着放大镜剖析过一通，发现女孩郭菲和她家里人就是个“无缝的蛋”。
时间在流逝，沉默的绑匪再也没出过声，无论是警察还是女孩家里人都知道，这孩子找回来的机会很渺茫了，最好的下场是被贩卖到某个倾向僻壤的地方，但是更大的可能是……
绑匪因为什么选中了这个女孩，警方全无头绪。
好像他在大街上扔骰子，随机地点到谁就是谁。
平白无故。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安全的。
郎乔问：“那……还有其他五个人呢？”
“郭菲失踪案所有线索中断，没办法，只好不了了之，后来师父就调回市里了——当时是在玺台区分局的刑侦队，辖区内又发生了一起儿童走失案，还是女孩，十二岁，也是放学路上神不知鬼不觉的失踪，绑匪还是一声不吭，最可怕的是，女孩失踪两天以后，家里也接到了一个孩子哭喊的电话。”
“我师父立刻意识到不对劲，向上级反映了情况，当时的玺台区负责人决定上报市局，结果发现整个燕城市，含周围县区，类似的儿童走失案居然已经发生过六起。”
“七起，”骆闻舟补充了一句，“最后那个幸存的女孩家庭情况特殊，没有爸，妈是个烂酒鬼，一天到晚鬼混，孩子丢了好几天她都不知道，压根没报警。这个事市局牵头，从各区抽调了人手，成立了专案组，老杨后来也是因为这个机会才调到了市局——但是没有进展，几个失踪女孩之间没有任何交集，除了……”
骆闻舟说到这里，突然想起了什么，目光落到了咬着饮料习惯听得目不转睛的晨晨身上，他一顿之后，生硬地把话音一转：“除了绑匪的作案手法都差不多。”
“郭菲的父亲听说以后，办了长期的停薪留职，专门跑到市里，想从专案组这里等一个结果，可惜终于还是失望。”陶然十分珍重地把老刑警的笔记本收进纸盒里放好，“后来专案组也散了，还在一直记挂这案子的，就剩下受害人家属，和我师父这个一开始就经手的。又过了大半年，郭恒突然找到师父，说他查到了嫌疑人，是个老师，叫吴广川——就是画像上那个人，吴广川是‘锦绣中学’的老师，锦绣是当时最早的私立初中，寄宿制，面向全市招生，学费高、教学质量高，不少远郊区县的家长觉得当地中学不行，都把孩子往锦绣送，郭菲失踪的时候，吴广川恰好在锦绣中学到莲花山地区去的招生团队里。”
常宁屏住呼吸：“那是他吗？”
“吴广川那年三十六岁，离异独居，确实有作案条件，老杨私下里去跟踪过他，还非法上了一些手段，但都没查出什么来。这个吴广川脾气温和，人缘不错，是个远近闻名的好人，平时工作经常接触小孩，也没做过越线的事。老杨跟踪了一阵，觉得不是他，但郭恒鬼迷心窍一样，死活认定了吴广川就是绑匪，后来老杨撤了，郭恒自己带着一把西瓜刀找上了吴广川，把人捅了。”
郎乔“啊”了一声：“死了？”
“嗯，拉到医院就没气了，他们在吴广川的地下室里发现了第七个失踪女孩，以及之前六个女孩的衣服——衣服都被剪成了一条一条的，上面有和几个受害人血型相符的血迹。当年的连环儿童绑架案就这么破了，可是衣服在，人却找不着，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嫌疑人死无对证。”骆闻舟站起来，伸了个懒腰，“郭恒故意杀人，也判了。这事在老杨心里一直过不去，他总觉得是自己判断失误才导致了后来的悲剧，念叨了一辈子——不提这个了，嫌疑人骨头渣子都凉了，吃饭。”
众人在陶然家闹腾到下午，打车和坐地铁来的都散了，自己开车来的留下帮陶然收拾新家，顺便醒酒，常宁和晨晨也回家了。
陶然后来又被灌了几杯，洗碗的时候都有点站不住，“碎碎平安”了一个，被骆闻舟赶走了。
骆队三下五除二地洗干净一堆盘子碗，回到客厅的时候，就看见费渡背对着他，正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着老刑警的笔记。
他好像背后长了眼似的，对骆闻舟说：“你刚才是不是少说了一句，失踪的女孩肯定有个共同点——是衣服吗？”
骆闻舟靠在门厅墙上，哑然失笑：“你怎么知道，你不会是凶手转世吧？”
“你看了晨晨一眼，然后把话咽下去了，”费渡转过身来，“在这个吴广川地下室里找到的衣服，该不会都是碎花裙子吧？”
骆闻舟一看见他就想起那倒霉的游戏机，有几分不自在地避开他的视线：“你可以教孩子防备陌生人，提高警惕，但是不能让她怕穿碎花裙子，不然要我们干什么用的？”
“唔，”费渡轻轻地一点头，“骆队说得对。”
骆闻舟难得从他嘴里听几句好话，被他这一点头点得肝都颤了，果然，下一秒，他不祥的预感成了真。
费渡静静地问：“除了小白花，游戏机之外……还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