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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顺的根本问题在内部。
刘钰始终在外面折腾，是为了由外而内催生解决问题的阶层。
但现在，内部的问题反过来制约了新时代的发展。
任何政策都有两面性。
将人头税摊入到土地税中，这是一条鞭法的继承，其中的逻辑非常明确，从明朝中期开始就一贯以之。
好的方面是放松了对人口迁徙的控制、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可坏的方面，就是土地价格降低，小农更容易破产，在地租保持五成左右不变的前提下，买地囤地的收益率远高于投资工商业。
这一点，在当初刘钰鼓动开发虾夷投资的时候，豪商们就说过这个问题。
他们虽然没有科班出身的经济学知识储备，但是长久的经验让他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以土地计税，必然导致导致土地售卖价格下降，因为苛捐杂税的无底洞也和土地绑定了而不再与人头绑定。
想要真正让工商业发展起来，既要让资本流向工商业，也要开辟更大的市场。
大顺这边还需要做很多配套的政策。
比如将永佃制普及下去、比如进行减租政策，但这些实行起来又着实是难。
明末倒是出现了一波永佃、减租、减息、不为奴的风潮。
不过那风潮可不是朝廷政策推动的，而是佃户、奴仆们直接抄家伙，趁着“天地翻覆”的机会，拿刀子逼着地主们逼出来的。
然而乱局结束之后，士绅们又撕毁了当初逼出来的契约。
或曰：“奴辈谓奴不当与天地同休，是则真奴语也。夫有天地，斯有君臣、有父子、有主仆。天地不变，则君臣、父子、主仆亦不变。主仆之义，天地同敞……假使鼻不居于眼下，而忽居额上，讵可名人乎哉！”
大顺内部其实是个内部割裂的社会。
华北地区、北方大部，经过明末长久的战乱、拉锯、起义、反抗、屠杀，如今基本还保持着小农为主的经济基础，大地主不是非常多。
运河地区，因为长久的水患，民风凶悍，贼匪太多，动辄出现天灾之后，打着“孔老二被困陈蔡的时候，从叫花子祖师范丹手里借过吃的，但是他妈的日后也没还。现在我们这些叫花子都是范丹的徒孙，让你们这些孔老二的徒孙士绅还点钱、还点吃的，父债子偿、师债徒偿，这不是天经地义吗”这样的口号，靠着底层宗教组织起来，乱成一团。有些地方士绅不得不多有让步；有些地方则是士绅就是贼匪的头目，搞出什么佃户避讳、除夜权之类的魔幻情况。
过了江淮，江南地区，大地主、大庄园就比较多了。明代流下的蓄奴习俗、大量的兼并的土地、绝大多数人是佃户。这和北方、尤其是华北、西北等大顺当年杀人比较多的地方的经济基础，就完全不一样。
再往南，宗族势力强大、基督教传播日凶，大量的被宗族欺压、被吃绝户的人，都是暗地里的基督徒。土、客矛盾，宗族械斗，也给了宗教极大的可乘之机。加之对外贸易中心北移，出现了许多的失业者，宗教这几年着实泛滥。
这种基本被撕裂的社会，隐藏在大顺开疆拓土的盛世之下，都是潜在的巨大危机。
危机之下，便是工商业发展的巨大阻碍。
江南地区的经济基础，注定了许多商人本身也是囤地的大地主。这就使得他们在本地的关系网很深，对于囤地收租这种事也非常熟悉了解。
同时也意味着，想要在资本主义萌芽地区，通过减租、减息、永佃等方式，促进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就非常困难。
没有配套的政策，想要发展工商业，就特别的难。而这个政策，不是说朝廷鼓励工商业发展就能发展的。
大顺想要让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长大，和西欧是不一样的。
大顺想要发展资本主义，要么减租、减息、永佃、土改。
这样的好处，一是增加国内市场的购买力。
二是降低土地的收益，从而让资本自发向工商业转移。
这是符合资本逐利性本质的，也是治标治本的。
但大顺做不到。
要么政府官办。
但政府官办，以大顺的封建王朝的组织能力，也就能办一些重工。
比如军工、造船、钢铁，当然这个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科学院已经搞出了蒸汽机。
要么，再就是靠先知，靠后世的见识，把握时代的命脉，找到利润率极高的新兴产业。
不说和囤地买地的回报率一样——除非这先知掌握了炼金术，否则鼎盛时候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也就和在大顺买地收地租差不多——但至少不能太低，如此才能吸引民间资本。
而且这种产业，还不能与民争利，还不能危机到大顺的小农经济，这是大顺的统治基础。
所以只能去外部找市场。
也所以，组建南洋贸易公司，以垄断对抗垄断、以舰队对抗舰队，这就至关重要。
拿到了海上贸易的主动权、拿到了欧美市场，一些新兴产业的利润也会上升。反过来又能促进资本流向工商业。
而这种对外贸易，又注定了彻底官办就是死路一条。彻底官办的结果，只能是趋于保守，甚至逐渐萎缩退化成闭关锁国的十三行模式。
而且其中的巨大开销，不把民间资本拉进来，就大顺这垃圾到极点的税收能力；这眼瞅着就被连印度都没有、远不是日不落的英国的国库岁入超越的基层控制力和财政体制，根本玩不起官办的七海争霸。
这就落回了今日宴会的主题。
投资回报率。
南洋问题，军事层面从来不是问题。
经此一战后，刘钰非常肯定自己之前有点过高地估计了敌人，实际上大顺不需要猛造一堆战列舰，也一样可以拿下南洋。
军事层面的问题，就像是切豆腐一样简单。
真正如愚公所面对的两座大山一般的难题，是下南洋之后的政治、贸易、经济问题。
所有觉得下南洋、开口岸、搞贸易，就能让天朝瞬间强大、开化、日后便是第一强国、子孙吃香的喝辣的的人的思维，和满清酋长搞十三行的思维模式本质上是一样的。
区别无非就是一个在广东开门、一个在马六甲开门。都是等着人家上门提货，就多出来点香料的几百万两收入而已。
很简单的道理，拿茶叶举例：影响中国茶叶出口贸易额的，不在于一口通商还是五口通商，而在于伦敦的茶叶专营垄断交易所；在于伦敦议会的高额茶叶进口税；在于法国的本国替代优先、国家工业主义政策下的鼓励本国殖民地咖啡；在于荷兰瑞典丹麦的走私贩子能不能躲开英国舰队在北美的缉私巡航。
更不要说诸如英法的《棉布禁止令》、斯德哥尔摩这北极圈地区尝试养蚕、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丝织工厂、墨西哥桑蚕产业鼓励令等等这些奇葩且蛋疼的现实。
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本质，是福建的武夷红茶，终于从高关税清单上取消了。因为再不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合法”茶叶，就要被走私贩子逼死了。“合法”渠道的茶叶便宜了，走私贩子没活路了，所以要倾茶。
这茶叶既不是锡兰茶、也不是印度茶，因为那一年英国还没偷到茶种呢，倾的就是福建武夷的红茶。
当时的高关税政策，使得茶叶市场已经饱和，只能降税来扩大市场。
在一个饱和的市场里，不去考虑市场的问题，却去考虑是供货商那边不自由贸易，单纯从商业逻辑来考虑，那也说不通。
刘钰极端反对满清的十三行和一口通商，故而极端反对下南洋和开放贸易就一劳永逸什么都解决了的想法。
因为这两者本质上就是一回事，是完全不懂现实世界经济逻辑的臆想。
大顺面临的问题，或者说，中国在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不是自己是否开放贸易。
而是，欧洲是否开放贸易。
大顺也好，大明也罢，主观上是封闭的。
既没有政策鼓励、也没有退税保护、更没有什么配套的出口优惠。
但客观上，就像刘钰整天鼓吹自由贸易一样，一群主观上思想封闭僵化且根本不懂贸易的封建官僚，凭借劳动人民两千年的智慧和努力积累的底蕴，却可以随便喊自由贸易。
此时的欧洲国家有一个算一个，真搞自由贸易，有任何一个能在大顺搞成贸易顺差的，那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都得重写。
主观上的封闭、客观上的贸易优势地位，使得大顺的处境非常的别扭。
现在大顺需要的，不是自己开放贸易、反思自己。
而是要有足够的炮舰，去欧洲敲门：开门，自由贸易。
下南洋，拿到的是货源。
这和大顺原来的贸易模式一样，丝、茶、棉、瓷，都是货源。无非就是从出口五大件，变成出口六大件。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
这大顺想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想要破解对外交流的封闭、想要扭转全民族沉睡的窘态，这条路的开头确实是走的无比艰难。
从一开始的征西北，解决东北西北之陆地之患，使得大顺可以下南洋而无后顾之忧；再到让利于商人，将对日贸易公司的利润拿出，逐渐扭转社会的惯性意识，用了将近二十年时间让一些商人逐渐习惯了投资股份制公司；再到欧洲之行的纵横捭阖、机关算尽，最终下南洋……
这都是这条路的开头。
大顺现在只是在这条漫长之路的起点，花了将近二十年时间迈出了半只脚。
如今，即便只是半只脚，这这半只脚还未落地。
因为，让这些新兴阶层能够投资、能够认识到权益和义务的统一、能够忍受自己花钱养军队来维护自己利益、能够将大量的金银从土地上转移到海上，这才算是这只脚真正落地。
迈出这条漫长的、逆天改命之路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