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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文翰合上乔川的侦探笔记，这本笔记，他终于全部看完。
笔记的最后一句可以解读为：我在尚城的侦探故事到此为止，尚城，我走了。
总结整本笔记，前面三起案件，乔川这个侦探全部推理错误。
第一次，他放过了真凶情侣，拿厨师当了替罪羊。
第二次，卢昶的推理才是正确的，乔川却坚信自己的推理正确，以为卢昶为了初恋情人徇私枉法。
第三次，卢昶联合其他人设计了一场全员真凶的命案，乔川中计成了工具人。
而这第四次，乔川终于推理正确。这个侦探终于对了一回，可是他好像又错了。
没错，乔川这一次虽然在虚构的案件里推理正确，却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道貌岸然的侦探，追求真相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哪怕最后他上交的真相会被抹杀掉更重要的一半，只要能够留下他引以为傲的精彩推理，他也无所谓。
身为一个侦探，乔川终于成功了一回，可身为一个身处那个混乱时代的中国人，他又是失败的，甚至还不如他笔下的孙兴和党妻更有人情味。
乔川追求的所谓正义是狭隘的，是他个人所能够达到的正义，而面对外国列强在我们的国家犯下的滔天罪恶，他别说反抗了，还要跟反抗者唱反调。
乔川虚构的作品中，他自己是主角，他却要把自己这个主角塑造成这样不讨喜的形象，究其原因是因为他自己都讨厌自己。哪怕第四次他必须要推理正确，为了表达自我厌弃的情感，他也要把自己的自私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
纵观整本笔记，就是一本讽刺小说。乔川把自己这个主角塑造成了一个失败者，反而突出了配角卢昶。这个年轻人经过四起案件的成长蜕变。
第一起案件，卢昶就是个寂寂无名的警长，只会配合乔川；第二起案件，卢昶的调查推理能力胜于乔川；第三起案件，卢昶反抗贪赃枉法的陶局长，联合其他人策划了一个全员真凶的计划一石二鸟；第四起案件，卢昶说他已经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彼时的他很可能已经是一名潜伏在国民党警察局里的我党同志，为了拯救两个热血青年，他用死囚替换了他们。
根据笔记里暗示的内容，其实打从第三起案件，卢昶就已经后知后觉，乔川是个笨蛋侦探，前两次全都自以为是地坚持着错误的推理，所以才敢于拉他进入他们的计划，把他当做一个工具。
第四起案件，苏采苓的话中也暗示了她早在苏公馆案子的时候就看穿了乔川是个无能的侦探，推理错误，沽名钓誉。卞小山的话则是暗示苏采苓已经把她看穿的乔川的失败告诉给了他。
所以这一次苏采苓跟卞小山的计划里也把实力不济的乔川纳入进来，他们本以为这一次乔川会继续充当一个被他们摆布的棋子，根本无法看穿他们的计谋，最后只能登报认输。
只可惜，乔川再错了三次之后，居然在第四次开窍，终于对了一回。
乔川这样写，其实就是在自嘲。他想要告诉读者，现实中在尚城的四个案子，他错了三回，第四次纵然是对了，算是取得了一点点胜利，但是也无法挽回已经铸成的大错。
也许，乔川笔下的卢昶是他理想中的自己，这本虚构的笔记小说不单单要承担乔川揭露历史罪案真相，表达忏悔的任务，他还寄托着乔川美好而永远不可能达成的心愿——他希望自己是卢昶，一个从未犯错，立场坚定，聪明睿智，前途光明，有理想有报复的人。
易文翰和吉时一直都有一个疑问，乔川是如何意识到自己推理错误的呢？到底是什么契机，让他后知后觉，自己错怪了傅琛？
也许答案就在这笔记的最后一起案件之中，在这虚构故事指向的真实历史之中。
易文翰一边阅读，一边提取摩斯密码，这一次用作字符和单词之间间隔的三点和七点，乔川也用了特别的暗示：
在推理之前，乔川就特意指出，卢昶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所以卢昶代表三点的字符间隔，他一说话，就代表一个字符结束，下面是另一个字符。
崔馆长特意指出，博物馆里丢失的文物有七件，所以崔馆长代表的是单词之间的间隔七点，崔馆长一说话，代表一个单词的完结。
因为有了之前三次的经验，易文翰都不用对照密码表，轻车熟路，很快便得出了结果：1935，Paramouer.
又是百乐门发生的案件！1935年，记者。莫非这个记者就是廖琨？
这一次，不必去找孙教授，也不必去找那个出卖他们外泄笔记复印件的报社社长刘非，找这些人效率都不高。反正现在他们跟傅熙喆之间已经把关系给捅破了，莫不如就去找傅熙喆。
以傅熙喆的能力，查到1935年百乐门发生的有关记者的案件，轻而易举。
打定主意，易文翰拨通了傅熙喆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