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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全球资本市场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墨西哥比索的崩盘，引发了一场席卷整个南美洲的金融海啸。实际上，同样是在1994年，还有另一个金融事件，深刻的改变了未来二十年的世界格局。
就在1994年元旦，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开始启动新一轮汇率改革，实行了十多年的双轨制汇率——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从这一天开始正式并轨统一。
并轨后人民币兑美元的新官方汇率，按照前一天的调剂汇率来执行。也就是说人民币兑美元一下子从5.7跳到了8.72，相当于刚性贬值了33%。从此之后，中国这个拥有全球最多人口的国家，迈向了成为“世界工厂”的征程。
在后世许多经济学家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分析研究中，人民币在1991至1994年的迅速贬值，被当做是诱发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国家，通过快速的货币贬值，来向出口导向型经济进行转型。其自身庞大体量所带来的巨大竞争优势，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这些东南亚小国根本无法比拟的。
大量原本准备在东南亚建设新工厂的国际资本，纷纷被中国这个全新的、巨大的价值洼地所吸引而扭头北上了。唯一留下的国际资本，只剩那些想短线炒作，却因为中国严格的资本管制而进入无门的国际游资。
与内地只有一河之隔的香港，同样明显感受到了人民币贬值所带来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多的香港电子企业开始考虑往生产成本更低的内地进行转移。而这一趋势在巴统于4月1号宣布解散之后，更变得不可阻挡。
巴统的全称叫做“巴黎统筹委员会”，是美国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技术限制和贸易禁运，联合诸多西方国家于1949年成立的一个审查组织。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巴统的主要使命也宣告结束了。
巴统的解散虽然并不意味，欧美国家对中国的限制完全消失，但至少相比之前已经大大放宽了。比如东方研究院最新型号的ERM系列处理器，原先在巴统的限制下无法进入中国市场。
这导致了大量最新型号的个人电脑，无法在中国境内的工厂进行组装。负责为艾康公司进行电脑组装的代工厂，只能把这些订单安排在香港本地的工厂。
要知道香港的工资水平要比内地高许多，如果能把业务转移到内地的工厂，无疑可以大大降低这些代工企业的运营成本。所以接下来的三到五年内，香港的电子业也将和十年前的纺织、服装、玩具等产业一样，开始逐步向生产成本更低的内地转移。
好在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才刚刚开始，香港差不多还有五到八年左右的窗口期，来培育新的核心产业，进行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不过大部分普通香港人，显然还关注不到产业格局这么高层次的命题。
这一年，大家讨论最热烈的问题，是应该选择去哪里买房！
另一个时空中，香港楼市从1992年开始，就迎来了一轮长达六年的疯涨浪潮。直到索罗斯九八年进攻港元，才一下子把香港的楼市泡沫戳破。
这个时空，因为李轩的出现，香港各方面的经济数据比原来更好，按理来说楼价应该涨得更厉害才对。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另一个时空中香港楼价在九十年代疯涨，一方面是因为中英签署的相关文件中，对过渡期每年的土地供给做出了限制，从而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供求关系的失衡。
另一方面，亚洲经济在七十年代诞生了“亚洲四小龙”，八十年代又开始出现“亚洲四小虎”，其优异的表现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的进入。香港作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整个九十年代都在不停涌入大量的外来资本。
而这些国际资本进入股市和楼市后，迅速推高了香港整体的资产价格水平。所以另一个时空中就算末代港督彭定康不断搞风搞雨，回归前整个香港政治气候乌云密布，也没能像八十年代那样引发香港经济的动荡。
现在，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在李轩的积极干预下，从鹰派的彭定康换成了鸽派的麦若彬。外交官出身的麦若彬可不像彭定康那样野心勃勃，想通过香港这个平台给自己积累重返伦敦的政治资本，他最大的想法就是实现香港政权的平稳过渡。
而远在伦敦的英国首相约翰·梅杰，虽然他带领保守党艰难的赢得了92年英国大选，从而保住了执政地位。但包括他的好友、保守党主席彭定康在内，多位保守党要员或者内阁成员，没能在选举中保住议员席位，从而自动失去了入阁资格，这对梅杰来说可谓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而保守党内部关于对欧事务、是否与爱尔兰共-和军进行谈判等问题的巨大分歧，更是让梅杰的党魁地位摇摇欲坠，所以他根本无暇顾及遥远亚洲的香港事务。
当然，为了让伦敦默许总督麦若彬推行的有利于香港发展和平稳过渡的一系列主张，李轩也是付出不少代价进行了利益交换的。
比如东方控股在对手中持有的艾康公司股份进行了一系列转让之后，持股份额已经下降到只剩17.5%，是东方集团旗下所有上市公司中，唯一一家持股份额低于25%的企业。
虽然东方控股依旧是艾康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但随着新董事的加入，以及管理层的更换，李轩对艾康公司的影响力已经大大下降。当然，艾康想要完全脱离于东方集团体系之外并不容易，毕竟它从一开始，包括研发、生产、营销等全流程各个环节，都与东方集团的其他企业深度融合。
比如艾康的第一大业务——ABC系列个人电脑，无论是核心处理器还是操作系统，都需要靠东方集团的其他企业来提供。更何况艾康公司的全球营销体系，是依托东方商事公司的全球分销网络来实现的。
但自从艾康公司上市后，无论是外部股东还是内部管理层，一直都存在一种声音，希望获得更大、更多的独立自主发展权限。所以艾康公司近几年开始逐步建立自己独立的研发和销售体系，试图减少东方集团对其的控制力。
对于开始渐行渐远的艾康公司，李轩虽有些惋惜，但如果能用它换来对香港的控制力，其实还是很值得的！毕竟东方体系链内的电脑品牌并不只有艾康一家，无论是国内的连想、台-湾的宏基、还是本港的陆氏，李轩如果下决心扶持，未必不能取代艾康。
艾康作为东方集团内最出名的企业之一，其与东方集团分道扬镳，也会让外界产生一种东方集团开始走下坡路的错误判断，反倒有利于李轩接下来进行韬光养晦。
说回香港的楼市，麦若彬在九二年七月出任香港总督之后不久，立刻就提出了新界大开发计划，准备花十到十五年时间在新界西部和北部，新建一个能容纳200万人口的产业新城，使之成为全港仅次于港九核心区的经济副中心，通过两翼齐飞的格局来带动整个香港的发展。
因为这是一份规模宏大的跨九七计划，所以麦若彬还宣布将从94年开始设立副总督，由香港回归后的行-政长官人选来履任这一特色职务。
香港有史以来第一任，同时也是最后一任香港副总督董先生，已经在1994年7月1号正式履职。在接下来的三年任期中，推动新界大开发计划正式展开，正是这位董副总督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而自从麦若彬提出新界大开发计划之后，整个新界地区的房价就开始大涨。为了便于未来的新界新城前往位于离岛的新机场，新界开发计划中还包括建造一条连接屯门到大屿山的跨海大桥。
受此重大利好消息影响，屯门的房价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就上涨了25%。而作为新界西部的中心，元朗的房价也大涨了20%。要知道新界西区的开发程度远落后于香港市中心，但在最近这几年却狂飙猛进，每年都有海量的新楼盘上市。
按照正常的供求关系理论，当供给大量增加时，通常会导致价格下跌。所以香港的地产开发商们多年来通常会有一定的默契，不会大家一拥而上进行砸盘，那样价格暴跌所有人都没得赚。
但在新界西部却不一样，李轩私下里直接给香港几大地产公司作出承诺，由他专门成立一支地产投资基金，对各大地产商的新楼盘进行兜底，保证大家能以合理的利润快速回笼资金。
所以面对这种包赚不赔的局面，各大地产商自然是快马加鞭，不断上市新楼盘！但就是在这种新房供应非常充足的情况下，整个新界的房价依旧出现了不小的涨幅。
特别是新界北区的新市镇粉岭，之前这里因为离九龙太远，各方面配套设施太差，从七十年代末逐步进行开发以来，人气一直都不很高。但从去年开始，多个新楼盘放号时，都出现了大排长龙的景象。
而随着大量投资者把目光投向新界地区，原本通常领涨香港楼市港九中心城区，反倒开始出现越来越多楼龄较长、面积较小的户型，无人问津的局面。
毕竟短时间内整个香港楼市的资金总量是有限的，但大部分资金都去追逐代表香港未来的新界楼市时，港九中心城区房价出现停滞甚至下跌，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如果说十年前大部分香港人对回归充满恐惧的话，那么现在十个香港人中至少有七八个人对回归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现在的香港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自-由的香港是内地有钱人最向往的天堂。
内地有超过超过13亿的人口，哪怕只是其中千分之一的富裕阶层涌入香港，就能把香港的房价托上天！所以不少香港人抱着九七回归后，就会有大量内地有钱人来香港接盘的幻想，即使背负巨债也要抢先买房，等回归后一倒手就能大赚一笔！
正是本地疯狂的投机氛围，以及美元加息周期结束后，越来越多国际游资涌入如香港，两者叠加作用下让另一个时空中的香港楼市，在回归前两年先开始了疯狂的暴涨，却又因九八年亚洲金融危机而瞬间腰斩。而一**涨暴跌之后，无数本港普通投资者血本无归，极大地伤害了香港经济的潜力！
打击楼价过快上涨的最好方式，自然是增大土地供给。董副总督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新界西和新界北疯狂的卖地，然后用卖地回笼的海量资金，在新界快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除了基本的三通一平之外，公园、医院、图书馆、学校、污水处理厂，各种完善的配套设施也纷纷上马。但政府的高效行动，又进一步让更多的人开始看涨新界板块的楼市行情。
在汹涌的大势面前，就连李轩也不敢螳臂当车。不过因为与各大地产商有兜底协议，李轩之前这些年陆续在屯门、元朗、大埔、粉岭等地扫入了2.1万多个单位，总面积超过1300万呎的住宅。
而随着新界房价不断上涨，等到九五年年中的时候，李轩持有的这些住宅市场总价值已经浮涨了六成，为李轩带来了超过220亿港币的浮盈。
而从九五年七月开始，随着香港楼市进入回归前的最疯狂阶段，刘轩以每个月1500套的速度，开始迅速抛售所有住宅！虽然李轩的抛售，一下子让二手房市场的供给增加了近10%，但这也只是减缓了新界楼市上涨的势头而已。
等到李轩在九六年中彻底清空全部2.1万套住宅时，香港房价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又已经上涨了30%，而他的地产基金最终盈利也定格在了惊人的250亿港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