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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了沃尔科夫上校的讲说之后，大津佑树大佐在心里首先将北极熊鄙视了一番。
大津佑树大佐也是一路打出来的军人，说是身经百战也不为过，自然听得出来沃尔科夫有意夸大了敌军的数量。
因为一支五百人左右的军队，绝不算是一个小数字，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是在6月17日，到现在己有近三个月的时间，清军早就被打散了，保持一支五百人左右规模军队的可能性并不大，而且在没有稳定后勤补济的情况下，是根本不能支撑这么长的时间。当然，如果清军是靠抢掠为生，到也不是不能生存下去，但这样一来必然会造成不小的动静，在联军的眼皮底下，不可能一点查觉都没有。
按照大津佑树对沃尔科夫讲说的解读，淸军的数量很可能只有一百多人，绝不可能超过二百人，当然有几挺马克沁机枪也很正常。因为只有这样，这支清军才能在大沽口附近生存这么长的时间不被联军发觉。
不过大津佑树也并沒有高看清军的战斗力，并不认为一百多清军，最多二百清军，能够成功的伏击八十余俄军士兵，并且能够击毙七十余名俄兵。但大津佑树对此自有自己的解释，那就是这支清军一定是得到了老百姓的帮助。
和其他各国不同，日本与中国确实可以算是近邻，互相之间的交流来往可以上逆到汉朝，因此对中国的了解，要远比西方的帝国主义深刻得多，而且自从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之后，就将中国视为征服、掠夺的对像，有不少日本学者、军人都对中国历史、文化也作了十分深刻的研究，而大津佑树就是其中之一。
而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了解，有一部份日本学者、包括大津佑树在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可以看不起中国皇帝，也可以无视中国的官员，还可以轻看中国的军队，但绝不能低估了中国的老百姓。尽管中国的老百姓软弱、怯懦、受了欺负也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但被压制得走投无路时，爆发出来的力量是极为可怕的，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有多次的体现，无论是强盛无比的汉朝、辉煌一时的唐朝、骑射无敌的元帝国，也包括现在清国的前任，也曾经纵横四海，称雄一时的明帝国，都直接或间接的亡于中国的农民起义，包括现在向淸帝国，在三十多年以前，也差一点亡于农民起义。
在五年以前的乙末战争中，也让大津佑树第一次亲身体体验了中国百姓的这种可怕力量。
乙末战争可以算是甲午战争的沿续，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与日本签定了【马关条约】，除了巨额的赔偿之外，还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但这一决定却遭到了台湾原居民的强烈反对，在清军将领，黑旗军统领刘永福，以及台湾原居民义勇军的领导下，对曰军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因为这一场战争发生在甲午年之后的乙末年，因此历称为乙末战争，而日本将这场战争称为台湾讨伐之战。
不过在甲午战争中，无论是朝鲜战场、海战、还是山东战场、辽东战场上，都是威风八面、所向披靡的，打得清军丢盔弃甲、望风败逃的日军，在小小的台湾岛上，面对着只有少量清军，而是以台湾原居民为主，自发性组成的抗日义勇军，却遭到了前所末有的强烈抵抗。
日军于1895年5月29日，登陆澳底（今台北县贡寮乡境内）开始，前后遭遇到在隆恩埔、分水仑、八卦山、斗六、八掌溪、台南、步月楼等地的层层抵抗，最后日本分兵于10月26日在台南登陆，南北夹击，一直11月26日正午，日军全力攻击位于火烧庄（今屏东县长治乡长兴村）的六堆客家军大本营。日军以较为优势的武器及火力击退六堆客家军，并放火烧毁邻近各聚落，至傍晚返回阿猴街，为乙未战争最后一场战役。才算是基本平息台湾义勇军的低抗，基本控制台湾的局面。但一直到现在，台湾原居民依旧抵抗不断。
在这前后近半年的时间里，日本一共出动了近卫师团与第二师团这两大师团，合计约3万7千余人，马匹7千余头，军夫与后勤预备部队近十万余人，共计阵亡一万四千余人，伤者多达二万六千余人，其中包括领军的近卫师团长、陆军中将，皇族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及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无论是伤亡数量，还是阵亡的大将，都要远远超过甲午战争。（注1）
参加乙末战争的时候，大津佑树大佐还是中尉军衔。原来以为在朝鲜战场、中国战场上轻松的战胜数万正规清军，并且歼灭了强大的北洋舰队，要扫平台湾岛上的小小土著，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征台战役，不过是一次轻松的军事散步而己。
但到了台湾之后，大津佑树才知道自己错得十分厉害，在日军进军的路途中，有大量的密集丛林和纵横交错的河流沟渠，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忽然从里面冲出数量不等的农民，他们的服装颜色杂乱，也没有任的战斗队形，手中拿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即有新式的拉栓步枪，也有老式的燧发枪，还有自制的鸟铳，甚致还有土制的大刀、长矛，以及各种奇形怪状的农具。有时是放几声冷枪，或者是用原始的弓箭，还有梭標或投枪，然后就杀声震开的扑了上来。
而尽管在日军如雨的枪弹下，年轻的农民成片的倒下，但却无休无止，一次又一次，日军几乎每行几步，就要被迫展开战斗队形，进行抵抗。
这六个月的战争，给大津佑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像，一直到战争结束以后，大津佑树仍然想不明白，因为在这场战场开始之前，清政府己经完全放弃了台湾，同时严令各地的督抚大臣，禁止以任何形式支援台湾军民的战斗，因此在沒有中央政府的支持，台湾原居民的抵抗，根本就是一场注定不可能取胜的战斗，但为什么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如此的前仆后继，概然赴死呢？而中国的军队，官员、政府却又为什么如此不一堪一击呢？如果参加甲午战争的淸国军队都如此拼命，那么日本还能取胜吗？
大津佑树和一般的日本军人不同，他出身于世阀家庭，受过较为良好的教育，从军之后，又作为年轻军官赴徳国留学三年，一直到甲午战争开始之前才被日本招回国內，由于文化层次较高，又接触过西方文化，令大津佑树的眼界大为开阔，并且俱有一定的国际视野，比起一般的脑袋一跟筋，只知道大叫“为天皇尽忠”的日本军人来说，大津佑树的思维见解自然要开明得多。
直觉让大津佑树认为，如果能够找出其中的原因，那么就可以帮助日本顺利的征服中国。于是为了寻找答案，大津佑树回到日本以后，开始认真的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翻阅了大量的中国的书籍，似乎找到了答案。
在五年以后，大津佑树随八国联一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而相似的一幕再次上演，只不过台湾岛上的热带雨林换成了一望无际的青纱帐，而服装颜色杂乱的台湾土著，则变成了头扎着红色头巾的义和团民。
那是在6月10日，联军第一次进攻北京，乘坐的列车到达廊坊车站，甴于铁路被破坏，火车无法前进，联军被道停车修路，但就在这时，铁路两边的青纱帐里突然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呐喊声成百上千，头扎着红色头巾、高举着大刀、长矛、木棍、铁锹、锄头，还有土枪土炮，巨浪般的向联军拥冲过来。
大津佑树看到令自己终生难忘的奇景，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
“四面八方都是旗帜的海洋，这个彩色的海洋随着低沉的怒吼声剧烈地起伏，如同巨大的风暴来临时汹涌的海浪。天空中刹那间昏暗下来，因为酷热的天空被飞扬起来的尘土所遮盖。在数不清的身穿各色衣服的义和团众前面，是身穿白色或红色衣饰的领头人。他们在枪弹面前沒有规避动作，甚至连腰都沒有弯下，反而高昂着头，仿佛热切的希望在这个应该躲避子弹的时刻，身体能够显得更为醒目。”
“而在他们的身后，人人都学着他们的样子，甚致更为夸张，所有的人都在扭动身体，像极了某种部落祭祀的舞蹈。口中发出古怪的声音，节奏时而明显，时而混乱不堪，由低沉到高昂，最后成为一片尖锐的喊叫。一排人在枪弹的射击中倒下，尖锐的声音仅仅只是停顿了一瞬间，但更尖锐的声音随即又响了起来，后面的人以更为凶猛的姿态前进。这些中国的农民如同落叶一样的倒下，但他们依旧在冲锋，不能想像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加勇敢的人。‘这不是在战斗，肯定是某种仪式，是这个民族在某种危机的时刻，进行的殉葬般的仪式。’一个联军军官在后来和我聊天的时候说道，我告诉他，‘这不是仪式，这就是中国的农民，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因此听完了沃尔科夫的讲说之后，大津佑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中国的老百姓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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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乙末战役之后，日本官方公布的伤亡数字为：攻台日军有515人负伤，战死约有164人，因水土不服而过世者达4,642人。 军夫有7,000人死亡的损失。罹病住院者计有26,094人。不过这个数字显然不合理，一是阵亡与病亡的比例太过悬殊，二是阵亡人数与战事进行的时间不匹配。但无论怎样，日本在乙末战争中的损失都要大于甲午战争。
北白川宫能久亲王（1847.4.1—1895.11.5）日本皇族，将领，伏见宫邦家亲王第九子，孝明天皇养子，生于京都，曾赴普鲁士留学，曾任中将近卫师团长。日本官方公文称：攻下台南后一周，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因感染疟疾，于11月4日返抵东京后（横须贺上陆），隔日病死于自宅。
据台湾文史研究者黄荣洛考证：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在新竹牛埔山即已中弹身亡。当时其弟伏见宫贞爱亲王刚好率兵至台支援，日军于是隐瞒北白川宫死讯，以其弟伏见宫作为替身南下。贞爱亲王在彰化、虎尾、嘉义又迭遇险境终受重伤，日方为了保密，继续将其以能久亲王的身分在台南由担架抬上船，让台南目击民众以为能久亲王重病回国，而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在名议归国之后既宣告死亡。
后来日本在台官员在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死亡之地牛埔山立了御露营纪念碑，和别处的纪念碑不同，除了列上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的全衔外，背面有相当长的碑文，最后一句是：“下马而顾望，必见江山之苍凉”，纪念碑造型则如同墓地一般。
之后，包括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妃岛津富子与长男竹田宫恒久王等人曾多次到牛埔山祭拜能久亲王，日本皇太子裕仁亲王（后来的昭和天皇）来台时，还特派侍从到新竹神社祭拜。从日本皇族对牛埔山纪念碑的重视，可见其中有特殊的地方。
另外，当时台湾各地都传出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死于该地起义军之手，例如：新竹、苗栗、大甲、彰化、云林、大林、义竹、盐水、佳里、善化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