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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十五年的大明,到处都是鸡飞狗跳,朱由校调入关内的十几万中央军,配合着在地方上建立的武警、公安,到处收拾那些抗拒改革的地主、商人,不少地主豪强土皇帝的日子当习惯了,突然朝廷不再允许地方自治,一时半会还看不清楚形势,上串下跳的折腾得很,结果马上就被收拾了。
这场改革,是以行政改革为首,所有出自于经商家庭的官员一律清退,同时朝廷从中央空降一大批官员、公务员下来,然后再派出中央军使这批到任的改革官员拥有足够强硬的暴力机器。
到任后,又组织建设当地的武警、公安。
同时将各个地方部门建立起来,不再如同过去那样只有一个衙门,经过多年改革之后,改革后的地方行政体系已经有了十多个部门,这些部门各司其职、权责明确,哪里出了问题找哪个部门麻烦。
行政改革完成后,地方上的新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税收,改革之后没有什么免税特权一说了。收税前要做的就是登记工商、丈量田亩。
所有从事经营活动的商人,除了那些小摊贩之外,全都要到工商局登记注册,工商局发给营业执照,朱由校也下旨各地改革地区,工商局必须以最快效率给商人提供登记、注册,不能出现懒政现象。
经营规模达到一定规模的,则是必须成立公司。
完成工商登记的工商从业者,必须依法纳税。一个是商品增值税,一个是消费税,还有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烟叶税、关税、船舶吨税、奢侈品税等税种。
同时还有一个农业税,则是需要进行丈量田亩来清算。
加上丈量田亩,这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工作量,工商登记之后要到处催科收税,但是很多商人就是不交,其他商人一看别人都不交,他们也不交,收税的公务人员上门催也没用,商人都是拉着脸说没钱。
官府催上几次没用,只能使用暴力机器了,让公安、武警拿人,不是没钱么?到大牢里先待着。
还没钱?
那就抄家了,真要是没钱的话就把人放了。要是查抄出来的资产比征税的还要多,那就直接充公了。
一群商人被逮进大牢,很多都被吓尿了,连滚带爬的把税给交了。
那些商人倒是比较容易解决,都是一些生意人,没有什么群众基础,而且多数都是在城里,官府要拿人什么的也容易,随便出动暴力机器就能把他们吓尿,接下来就只能乖乖交税了。
更麻烦的实际上是丈量田亩和征收农业税。
丈量田亩的时候就有大量的民间纠纷,过去很多农户为了逃避税负,将地契投效给了那些能够免税的举人、进士,不过那些地契都是白契,在官府是没有备案的玩意。
农业税改革之后,南方地区耕地面积少于30亩的农户是完全免税的,而北方则是50亩,东北气候寒冷的地区则是300亩。
在南方地区,即便是耕地达到300亩的地主,农业税也只有10%,朱由校对那些地主,实际上也是给活路的,特别是那些中小地主。以大明当前的农业生产力,虽然已经出现了很多农用机械,但自动化农业机械还是没有的,所以生产力还没有达到一个人就能耕种上千亩土地的程度,所以朱由校制定的农业税正好把红线划在300亩这个界限,这就足够一些个人家庭使用农业机械进行耕作了,不会造成土地不够发挥一个人的劳动力的问题,甚至300亩土地在当前还是有些过多。
现在自耕农可以免税了,那些举人公们却没办法免税了,那些自耕农自然不愿意再投效,纠纷自然就出现了。
各地新政府一方面要解决这样的民间纠纷,一方面则是对农业税展开征收。
对于这些民间契约的纠纷,朝廷的政策出发点就是遏制土地兼并,所以那些没有在官府报备过的白契一律无效,土地判归自耕农。
所有土地在农业税改革后,都要重做地契。
土地面积都要丈量得一清二楚,地方上的新政府在丈量田亩上面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工作量实在有点大,不过工作量再大,也要一天接一天的干,直到把活干完为止。
一些地主豪强为了抗税,阻挠田亩丈量,甚至打伤公务员。这简直就是在捅马蜂窝,官府直接把武警派去拿人,扣上一个暴力抗法的帽子直接丢进大牢,然后土地丈量继续展开。
这些地主豪强进了大牢,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敢做出暴力抗法的事儿,绝对不是良民,处理起来也很严厉,基本上都是没收土地、劳动改造。没收到的土地,则进行拍卖出售。
有些甚至是整个宗族进行暴力抗法,依托村落的防御工事抵抗武警,结果中央军把火炮拉来了,几炮下去就把土墙、寨门给轰开了,然后整个宗族都被逮进去了,全部进行劳动改造,普通的宗族成员劳改几个月放了,主谋则是继续劳改。
土地丈量和农业税的征收,都在武警、公安和中央军的配合下,强力的扫清了各种障碍,真可谓是民心似铁、官法如炉。
然而这次改革是深受普通百姓拥戴的,那些地主商人还有权贵们想要造反,显然缺乏群众基础,真正的民心还是站在朝廷这边的,那些试图反抗改革保住利益的群体,只是部分民心而已。
过程中一些行为恶劣的群体,也被地方政府报告朝廷,然后在秋后进行斩首示众。
一时间也是杀得人头滚滚,那些权贵和地主豪强,以及那些商人几乎被吓破胆。谁敢阻挡这次改革的滚滚大势,谁就要付出代价。
随着改革的进行,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听那些资本阶级走狗的文人忽悠了,因为朝廷改革之后,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减轻了大量的负担。
徭役不征了,自耕农免税了,同时盐税也减轻了。同时朝廷还搞了减息降租,土地佃租一律不得超过一成,而在民间借贷方面,规定月息不能超过8厘,过去签下的借贷契约一律整改,碰上不整改的可以到法院诉状。
改革之后则不允许民间借贷的利息超过8厘的月息,否则一律视之为高利贷,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不管是自耕农还是佃农,在改革之后日子都好过了许多。
而且每个施行改革的地区,法院都运转了起来,老百姓来诉讼也都认真对待,法政人员都是朝廷派来的,在制度监督之下也不敢玩收受贿赂,尽到了保护弱势群体的责任,能够及时的处理诉讼,也能给出一个公正的判决,一时间也让老百姓拍手称快。
每个地方一改革,法院就是爆满。天天都有前来鸣冤的百姓,又撤出了一堆陈年旧案。
有些案件却是不好完全处理,因为牵扯到不少已经离任的官员,很多离任官员此前搞出了一大堆的冤假错案。
很多案件都报了上来,朱由校看到下面一大堆的奏折。
“那些陈年旧案,该翻案的翻案,至于那些办案的,先搁置一旁。”朱由校吩咐道。牵扯到的那些离任官员先不用去管,记录在案就行,等日后慢慢收拾。
这次改革,朝廷是摆出一副过往不究的态度,很多官员在任期间乱七八糟的事儿都整出来了,要是追究起来恐怕要牵扯出一大片人,到时候难免有一些狗急跳墙阻碍改革。
不过追究不追究,还不是朱由校一句话的事儿。
等完成了改革,再翻过来彻底清算一遍,到时候一个也别想跑。
天启十五年的改革,在朝廷的武力支持下,显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各地的改革持续的深化。
从朱由校掌控军权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这场改革必然会成功。
因为这场改革,是一场顺应民意的改革。而且军权、政权上的压制力,东林党已经被清洗出朝堂了,而东林党手上又没有军权。地方上的武装尽管可能有一些,但那些卫所早就烂掉了,根本没什么战斗力。
大明境内的民间财阀钱再多,也无法转变为军事实力。
此次改革,地方卫所一律裁撤,变成了武警、公安作为地方政府的武力支持,同时还有中央军配合,对那些阻挠改革的利益阶级势力进行武力镇压。
本质上这就是一场阶级战争,战争是没有心慈手软一说的。因此此次改革,朱由校和汉皇党对那些阻挠改革的群体,都是采取坚决镇压的态度。
那些利益受到改革影响的阶级,这个时候就像是想要造反,也没有民意基础,顶多也就是蛊惑一小部分的老百姓,很快也就被镇压下去了。而且随着改革的推进,老百姓也享受到了改革带来的好处,支持改革已经是民心所向,反对改革的阶层更是无力回天。
而在北方改革进行得比较早的地区,改革的成果已经出来了。
朝廷在各省都建立了完善的粮食保障制度,朝廷在各地的粮仓现在都是满的,在调节粮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场上粮食价格低的时候买入拉高粮食价格,粮食价格高的时候放出粮食平抑粮价,让粮价始终保持平稳状态,避免谷贱伤农和粮食价格暴涨。
同时朝廷的那些粮仓,也确保朝廷可以对受灾地区的百姓展开赈济。
实际上此时甚至是不需要直接赈济粮食,老百姓也能在受灾的时候不被饿死,因为北方各个完成改革的省份,出现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老百姓只要到工地上去做事,工钱都是比较高的,在粮价平稳的状态下,活下去毫无问题。
相当于如今老百姓要养活自己,已经不仅仅是依托土地,还有大量的务工机会。
朝廷在铁路、公路、水利上的建设投入,是一年一年的投入要高的。如今的大明,已经发展到了密集型劳动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业革命阶段。
在这个阶段,作为密集劳动产业的工业快速发展,同时政府大量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带动大量的就业。随着工人权益保障体系的出台,工人的权益也开始能够得到有力的保障。
而在南方各省,改革刚刚开始,朝廷的粮食保障系统也正在建设,很快也就能够把这个系统普及开来,饥荒在未来的大明将成为历史名词。
这个粮食保障系统,是涵盖粮食产区、铁路、粮库的这么一个体系。大明此时的粮食生产基地,已经有东北、湖广、华北平原、关中平原、河西走廊这几大产区,同时在中南半岛地区的粮食贸易,也正在逐年增长。
北方的这些粮食基地的铁路系统正在趋于完善,粮食产出之后可以直接通过铁路运往各地。
而湖广地区的这个传统的粮食产区,则是通过长江水运的方式,高效率的运往江南等地区。
南方各省的改革,这伴随着铁路的建设。
一大批的铁路工程已经确定了下来,正在进行勘探、施工。此时的大明,已经掀起了一股铁路修建热潮,并且从北方向南方持续蔓延。
当大明建立起一个庞大的铁路网之后,粮食的调节就变得更加容易了。全国的粮食,将通过铁路网络进行大量的调运,哪里缺粮往哪里运,而且粮食产区分布各地,某一个粮食生产基地受灾,其他的粮食生产基地可能则是丰收。
而且随着水利设施方面的投入资金的不断增长,各个粮食产地对于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都在不断增强,很多耕地因为水利设施的完善,已经能够做到旱涝保收。
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为社会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动力和大量的就业岗位,老百姓获得了大量非农业的就业岗位,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自然也就大大增强了。而这个动力的来源就是中央财政,中央财政又是通过征收各种税收来增加的。
朱由校作为皇帝,不仅仅要保障老百姓的利益不被权贵、资本阶级所掠夺,还要保障他们不会被天灾逼得活不下去。这是作为皇帝的一种基本责任,因为没有活路的老百姓,必然是会把朝廷给推翻的。
北方地区过去因为经济不发达,农业一旦受灾,老百姓的抗灾能力比较弱,所以也就容易出现农民起义,毕竟大家不活不下去了。而此时北方各省已经基本完成改革,朱由校已经不用再担心什么农民起义的问题了。
南方地区对天灾的抵抗能力要强上许多,最大的灾害基本上也就是两淮地区的水灾比较严重,朝廷此时也开始着手治理两淮地区的水患。
此前抄家发了一波横财,基本上都拿来建设各种民用基础设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