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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之地的六月，算得上是一年之中仅次于十月的好时光了。
这个时节，春耕早已结束，乡野之上，家家户户的农田里，都长满了绿油油的庄稼。
因为苞谷、番薯和土豆的产量更高，能够养活更多的家人，能够将自己和家人的肚子填得更饱，所以这些新来的农作物，如今已经取代了小麦、大豆和高粱，成为了京畿之地家家户户种植最多的作物。
北直隶东部、南部肥沃的平原也好，北部、西部贫瘠的山岭也罢，在漫山遍野新辟的农田里，都是这些绿油油的长势旺盛的苞谷。
如今的北直隶地区，官府一直鼓励民间开荒，只要是无主的荒地，谁开垦耕种了，收获就归谁所有。
从北往南，大量的荒山野岭，大量的干涸河谷，都被无地少地的百姓见缝插针地开垦成了一片片或大或小的农田。
特别是河北巡抚辖内南部平原上的漫漫黄河故道，更是在河北巡抚卢象升的大力支持下，被这两年来陆续前来的移民，硬生生开垦出了两万多顷的农田，不仅就地安置了来自河南、山东、江淮地带的大量流民，而且也保证了天雄营源源不断的军粮与兵源。
虽然朝廷之上有不少人弹劾卢象升这样占用黄河故道，将来会给屯垦的百姓和朝廷留下无穷的隐患，但是崇祯皇帝对于卢象升利用黄河故道屯田的做法，给予坚定的支持。
黄河如今早已改道南流多年，占用了淮河的河道入海，但是在朝中许多大臣的眼中，黄河这条巨龙随时都可能因为一场洪水而改回原来的河道。
一旦到了那个时候，今天占据了黄河故道屯田的做法，不仅是害了这些百姓，而且将来可能会引起民变，给朝廷带来更大的压力。
朝臣们的担心，崇祯皇帝能够理解。
然而如今这位来自后世的崇祯皇帝却也很清楚，黄河重新北流改回故道，后来确确实实是发生了，但是却要等到百年之后才会发生。
不过面对如今明朝末年的这个局面，他可没有时间去为百年之后的事情操心，只能是优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先要度过眼前的难关。
与河北巡抚的辖地只隔着一道运河的山东，如今流民遍地的情况也大为缓解，原本历史上这个时候因为饥荒而发生的白莲教起义，也随着大量流民的北上垦荒和从登州出海，而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北上垦荒，是经过京东等地，一路出山海关、出喜峰口，前往蓟镇边外，也就是如今的热河和辽镇左路而去。
而从登州出海，则是与登莱的失地无地少地百姓一起，奔着旅顺镇守府、安东镇守府以及瀛洲镇守府分田分地的招垦令而去的。
山东和登莱地区的饥民逃荒，本就有从登州渡海北上，前往辽东屯垦的传统。
如今有了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方向四大镇守府的招垦令，有了已经前往分田分地的亲朋好友的消息，崇祯二年春以来，大量的山东、登莱饥民，成群结队地雇船北上。
尽管崇祯三年的春夏之交的时候，大明朝的北方省份干旱依旧，然而没有了这些饥民做干柴，即便是有了一把烈火，也点不起遍地烽烟来。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山西，随着锦衣卫在山西大肆抓捕通敌叛国的汉奸商人，这些巨商豪族所拥有的大量土地，落入到了朝廷的手中。
或者可以更准确地说，这些被锦衣卫从十四家巨商豪族手中抄没的总数多达十万顷以上的土地，最终其实是落入到了皇帝的手中。
其中就包括蒲州张家（即张四维家族）、沈家（即张四维的姐夫所在家族，与张家、王家世代通婚）控制的盐湖，以及蒲州王家（即王崇古家族）所拥有的土地。
如今这些被抄没之后落入皇帝之后的盐田和农田，都让皇帝一道旨意，交给了史可法，让他以超低的价格，几乎是半卖半送的价格，出售给了无地少地的百姓。
史可法将其中大部分出售给了原本租种这些土地的佃农，小部分以今后纳粮冲抵的方式，分给了因为北方战乱而逃亡此地的流民。
还有大量被锦衣卫抄没的房产、商铺，也都按照皇帝的旨意，被接手的宝和公司，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了当地愿意接手的商民百姓。
崇祯皇帝让锦衣卫在山西搞的这种杀富济贫式的财富再分配，大大地缓解了山西原本暗流涌动的民情。
再加上，宣大之战结束以后，宣大总督杨鹤、巡抚范复粹等人，首当其冲地选择了在山西、陕西招募流民，北上大同、宣府、归化、集宁等地安置，使得原本因为北方战乱而大量南下的流民，开始重新回到北方，重新登记编户，接受宣大总督府的安置。
等他们再回去的时候，原本的人多地少的情形，已经完全改变，变成了地旷人稀的地方。
那些口袋里还有钱的难民，则按照宣大总督府的布告，直接以超低的价格，甚至是象征性的价格购买上好的田地。
而那些身无分文彻彻底底的饥民流民，则按照宣大总督府的布告，要么以提供定期的劳役换取宣大的土地，要么与宣大总督府签订契约，以较高的地租，无偿得到宣大的土地。
再或者，就是安全听任宣大总督府的安排，从杀虎口、得胜口两地出关，分别前往武川镇守府和集宁堡一带，完全无偿地分配土地。
原本历史上崇祯三年山东山西再次爆发的各种民乱，就这样，被消弭于无形之中了。
崇祯三年的六月，从北直隶，到山东，到山西，虽然自开春以来一场雨都没有，仍旧是异常的干旱，但是大明朝北方这几个最重要的地方，却是一片忙碌而又平静的景象。
城市与乡村，看起来仍是那么破败，但是田野之间的庄稼，却依旧倔强地在迎着干旱在生长。
从山东到山西，大明朝北方的田野上，劳作着的那些挥汗如雨的农夫们，尽管衣衫褴褛灰头土脸，但是眼中脸上却是充满着希望，偶尔抬头看看天空的烈日，骂上一句贼老天，然后依旧埋头耕作着自家新得的田地。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与山西只有一河之隔的陕西。
到了六月中旬，让洪承畴等人陕西文武官员们提心掉胆、严阵以待的鄂尔多斯蒙古人，终于赶着羊群一队接着一队地离开了关中，然后穿越了秦岭，最后消失在从汉中府宁羌州通往川北利州卫的漫漫古道上。
与鄂尔多斯数万蒙古男女老幼赶着羊群南下汉中几乎同时发生的情景是，大批关中乡村无地的流民，以及城中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扶老携幼，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跟着官府的差役，成群结队地北上河中安置。
传说中凶神恶煞一般的套寇，即鄂尔多斯蒙古人，如今被朝廷驱离了河套地区，这是陕西的老百姓们亲眼目睹的事实。
河套广袤的地区，确确实实没有了放牧牛羊马匹的蒙古人，正有着大量肥沃的土地，等着关中百姓们去圈占，去开垦。
这样的消息，随着三边总督衙门公文的抵达而传开，同时也随着鄂尔多斯蒙古人从关中南下，而被陕西百姓所深信。
鄂尔多斯蒙古人通过了关中地区南下汉中府之后，不需要洪承畴等陕西巡抚衙门的官员动员，就有许多来自各地而云集关中的无业游民、流民乞丐，自动北上应募。
若不是洪承畴担心这些人途径陕北的时候就地滞留，或者中途闹出什么乱子来，根本不需要他派出什么官府的差役押送北上。
河套地区的收复和开垦，虽然才是刚刚开始，但却已经大大地缓解了陕西的流民问题。
实际上，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汉人老百姓，从古至今，但凡是有口饭吃，还有活路，或者说仅仅是还有一个活下去的希望，他们就不会想着去造朝廷的反。
不过，当大明北方这些核心地区的局势开始走向缓和缓解的同时，这个时候大明陕西以西的洮岷河西之地，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模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