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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姜弘立、韩润的家人，早在李倧发动政变登基之后，就已经被尹昉、李贵、张晚等人给诛杀掉了，如今还留在汉城都是远支亲族了。
不过，张晚、元斗杓等人这么做的目的也很简单，那就是彻底断了国王李倧以及议政府那些大臣们今后再生降虏之念的根源。
张晚、元斗杓等人统领的朝鲜御营，自然不会满足于抓捕申钦等人的家眷和抄没他们的家财。
当夜朝鲜御营进城，整个汉城一片混乱，本来就军纪散漫、穷困潦倒的朝鲜御营士卒，进了城之后，先是抄杀了申钦等人的府邸宅院，接下来连带着住在周边的其他朝臣富户也造了殃。
加上城中北来的难民也有不少人趁机作乱，参与抢掠商铺和居民，到了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尹昉、金尚容等人不得不请求姜曰广派出大明随扈的军队出兵。
刘兴贤于是在天亮时率军入城，对城中作乱的北来难民大开杀戒。
最终，直到午时左右，尹昉才在李信、黄龙率领保护之下，进入城中平息乱象，恢复了城中的秩序。
与此同时，五位重臣通虏拒明、阴谋叛乱而被镇压的消息，也随着明军的入城平乱而被有意地大肆传扬开来。
知道宣政殿中真相申钦一方都已经死掉了，没有办法替自己辩诬。
而另一方则乐见这样的消息被传开，因为他们也需要汉城的士林百姓坚定地站在自己这一边。
毕竟，对于他们来说，割让北方两道的土地，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最好还是不要大肆宣扬为好。
昌德宫和汉城之中连番发生的变故，使得大明与朝鲜之间的约书，再也没有了难以跨越的障碍。
就在汉城之中的乱局彻底平定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姜曰广等人抵达汉城东郊昌德宫后的第三天，朝鲜国主李倧，带着世子李溰以及其他宗室亲贵和议政重臣，在昌德宫的仁政殿中，正式签下了那份条约，然后用上了朝鲜国王之印。
三天后，由朝鲜弘文馆大学士兼成均馆大司成尹集亲笔书写碑文的一通石碑，被立于仁政殿前的广场之上。
大明与朝鲜的约书，以汉文和谚文两种文字，被郑重其事地刻写在了这通石碑之上。
只不过朝鲜君臣在约书的前面加了一通序言，在序言之中，将北方二道和济州岛的割让，说成了是朝鲜君臣的主动奉赠，用来感谢大明在万历壬辰倭乱之中对朝鲜国的恢复再造之恩，帮助安置大明朝辽东汉人难民。
姜曰广等人也默许了朝鲜君臣的做法，因为他和张溥看来，这样做对于朝鲜来说容易使其国内的士林官员们接受，而同时也无损于大明的实际利益，毕竟这样以来，对于双方的名声而言，也都会好听一点。
横亘在大明与朝鲜之间的领土问题解决了之后，姜曰广等人与朝鲜君臣之间的关系，立刻就恢复到了上一次出使朝鲜之时的水平，彼此双方仿佛在最短的时间之内都忘掉了此前发生的种种不快，相互敬重亲热的就像是一家人一样了。
由于此时不是风期，陆路到了鸭绿江以西或者是辽东半岛之上仍然不通，所以姜曰广等人最好的选择还是在汉城等候风期的到来。
与此同时，朝鲜国王李倧也派出尹暄担任使者，去与东江镇右路总兵府接洽，从大同江口往北，沿着平安道咸镜道与朝鲜黄海道、江原道之间的边线，划界立碑，正式确定大明与朝鲜之间的新边界。
而在李信的提议之下，朝鲜君臣也对朝鲜国现下的州府进行了重新的划分，看起来虽然损失了北方两道之地，但是朝鲜国却也由原来的八道之地，一变而成了十二道之地，十二这个数字听起来又似乎颇合天道，因此很快就被朝鲜君臣所接受。
这个时代的朝鲜老百姓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谁会吃饱了没事去关心王室和朝廷的大事。
而且这种事情也不是普通的小老百姓所能够知道的，朝鲜国主李倧同意了，议政府和六曹等衙门的长官同意了，这个事情也就算是定下了。
所谓的十二道之地很简单，就是把朝鲜现有的六道之地重新划分了一番罢了，比如汉城所在的京畿道，分为京畿南道、京畿北道，附近的黄海道一变而为以黄州为主的黄海西道和以海州为主的黄海东道，其他诸如全罗南道、全罗北道什么的，也都随之出现。
就这样，失去了北方二道之地之后，朝鲜的最大行政区划“道”，不仅没有少，而且比照从前还增加了四道。
明白人当然知道这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但是老百姓却不管这么多，一时之间仿佛觉得朝鲜重回大明怀抱之后，似乎一变而为大国强国了。
普通的朝鲜官员自然也是乐见其成，因为六道变为十二道，说明朝鲜地方的高官几乎是翻了一番，貌似人人都有了升官的机会。
至于此时尚在后金国的都城沈阳当人质的王弟绫丰君李觉的死活，则没人去理会了。
朝鲜人的表现，倒是令李信等人摇头不已。
姜曰广等人的公事完毕，自然也没有闲着，姜曰广虽然是不会探花出身，但却也曾经是翰林院里的庶吉士，说起来自然也算是翰林出身了，此时又是大明朝出使朝鲜的正使，到了汉城，公事办完，就是想闲着也不可能。
朝鲜新任的左议政金尚容、新任的右议政李廷龟，新任礼曹判书吴达济，以及弘文馆大学士兼成均馆大司成，一再邀请姜曰广等人到弘文馆、成均馆以及汉城附近的一些私立的书院比如陶山书院之中，给朝鲜士林官员和士子讲学。
姜曰广和张溥作为翰林出身，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和领悟自然十分深厚，到了这个时候当然也是发挥出了自身的优势出来，短短半个月后，就在弘文馆、成均馆和朝鲜私立书院中最出名的陶山书院之中闯下了诺大的名号。
尤其是大明朝最新一科殿试的探花郎、大明翰林院的编修、东林党人的外围组织江南应社的领袖张溥，更是一下子变得如鱼得水起来。
而且张溥排斥心性之学、复兴程朱理学的学术和政治主张，与朝鲜主管教育的弘文馆大学士兼成均馆大司成尹集简直是一拍即合，受到了尹集的极力推崇。
这个时候朝鲜流行的儒学流派，是朝鲜最出名的私立书院陶山书院的创办者李滉提出了的心性之学。
这个李滉号称“退溪先生”，在朝鲜儒门之中，是一位开山立派的宗师级人物，而他所赖以开山立派的这个性理之学，自然也是发扬了后世棒子们拿来主义的精神，从大明朝的一位儒学宗师那里抄袭来的，当然，更准确地说，或者更严格地说，是学来之后再发挥出来的。
李滉偷师的这位大明儒学宗师，就是提出了心学的王阳明。
心学的独创性魅力，自然不是朝鲜这种层次的儒林子弟们所能抵挡的，因此李滉率先将之引入朝鲜，并且大加阐发，很快就风靡一时，奠定了自己在朝鲜儒林的地位。
陶山书院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由李滉以及弟子们陆陆续续建立起来的。
不过，强调心性不二的心性之学与强调天理法则的程朱理学，不管是在大明，还是在朝鲜，都是天生的死对头。
心学的传播在大明受到了程朱理学流派的抵制和反对，在朝鲜也一样受到了其他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流派的反对。
然而李滉因为其巨大的名声，在李倧的爷爷，也就是朝鲜所谓宣祖大王时期，一度官任领议政，所以其心性学也得以推广开来。
不过如今的朝鲜士林领袖尹集却是程朱理学的提倡者，更加强调天理道义，强调文人气节与风骨，强调社会风气的淳朴与教化，所以就十分反对过去流行开来的心性之学。
而这一点与张溥反对心学的主张，也即与东林以及应社学人的学术主张不谋而合，或者说是一拍即合。
朝鲜毕竟是僻居海东的弹丸之地，对于儒学的钻研哪里能跟出身东林的应社领袖，专门靠耍嘴皮子为生的大才子张溥相比，因此将东林党人的那一套学术和政治主张一搬出来，比如不得悖逆道统，不得支持经典，不可无视圣贤等等，几次开坛讲学下来，立马赢得了尹集的推崇，以及朝鲜士林子弟们的追捧。
正是张溥在朝鲜士林之中受到的这种推崇、追捧和种种优待，让他深深感到，或许他应该如同唐朝的鉴真和尚一样东来朝鲜传道。
鉴真是扬州人，而张溥是苏州人，两地相距不远，鉴真和尚东渡的出发地又正是张溥的老家太仓，所以鉴真东渡日本传道的故事，自然是张溥从小就熟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