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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邑，戴言在有了众多墨家弟子的帮助下，对于整个丰邑的掌控力立马大增。
这距离他接纳墨家已经过去已经快两个月了，这两个月里，齐魏两国经过大量的外交活动已经初步达成了两国相王的细则，然而宋国不愧是号称聋宋，对于外界的反应极为迟钝。戴言现在也只是听从路过的游士说起齐国正在议论齐候称王一事，对于此事他也没怎么放在心上，他更看重的是对于丰邑的治理。
有了墨家弟子们的帮助，再加上戴言对于几何学毫不保留的传授，丰邑洪水过后所造成的大量争议土地很快就被厘清，农民们也很快的就投入了繁忙的耕种之中。这一状况与丰邑临近诸邑大不相同，临近诸邑因为大量争议的土地爆发了数起流血冲突。当临近诸邑的百姓们听说丰邑有能够准确测量土地的方法时，甚至有人专程跑到丰邑请墨家弟子们过去帮忙，由此也使得墨家的影响力开始在下层百姓中扩大开来。而戴言有了墨家和家臣们辅助，邑内反倒没有什么大事，他就带着家臣们去考察百姓们的耕种，他想观察一下此时的农业水平到底是怎么样的。
观察的结果让他极为失望。宋国地域也算是开发有上千年的地方了，然而此时的农业水平还是极为低下。此时的农民手中金属工具极为稀少，就他亲自考察的结果，大部分农民的农具不是木制就是石制的，唯一的金属农具则就是一把铜制的镰刀。木犁这个时代倒是已经有了，然而大型的牲畜牛马却少得可怜。就他亲自观察所得，基本上至少十户人家才共用一头牛或马。许多农民都是一家父子用人力托着木犁开垦出一亩亩的田地，让戴言看得辛酸不已。
戴言对于此状况极为不解，历史书上不是说春秋战国最大的变化就是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为何他看到的是一副如此的景象？他就这个问题询问了巨子田鸠。从田鸠口中询问此时的状况，再加上他自身的思考他总算是能够理解了。
在这个时代，铜可以说是作为天下列国间的通用货币在使用的，一户家庭能有一把铜镰刀或许都是攒下了多少年才得到的财产。这个时代的冶铁技术并不发达，再加上这个时代人们对于铁农具的防锈也没有太多的经验，使得铁的运用也没有戴言想象的广泛。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则是韩国控制了天下最重要的宜阳铁矿，可以说整个天下至少九成的铁都是出自韩国。韩国能成为天下强国之一，宜阳铁矿所出产的铁制武器功不可没。韩国虽是强国，然而包围其国的秦、楚、魏、赵也都不是弱国，像韩国也只能尽全力的武装自己。宜阳所生产的铁大部分都用来制造武器了，又有多少多余的铁能够用来制造农具呢？
其实一直到汉代，铁制农具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都是奢侈品，也只有地主们手中才能拥有有限的铁农具。事实上中国的农民真正开始大规模的运用起铁农具，那要一直到北宋时代。北宋时由于大规模的用煤来炼铁，铁的产量一年可达7.5万吨到15万吨之间，这个产量几乎相当于工业革命以前欧洲所有国家铁产量的总和。有了这样庞大的规模使得铁的价格大大降低，普通农民都能用得起铁，才使得深耕细作成为可能。大规模的深耕细作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北宋时中国的人口首次超过一个亿，北宋能够以远小于汉唐的国土供养起几乎两倍于汉唐的人口，又岂是偶然呢？
戴言当然是不知道这些的，但是这不妨碍他朝着这方面思考。在他看来，他作为丰邑的领主，他天生就有义务帮助丰邑的百姓过上更好的生活。他在考察期间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那就是此时的土地的利用率简直太低了。基本上人们只开垦离河靠近河湖的土地，超过了一定界限的土地全部都是荒芜的，杂草丛生，这一点和戴言在后世所见的场景差别太大了。戴言清楚的记得在后世的农村，基本上他所能见到的土地，除了山地和坟地，没有不被开垦的土地，然而到了另一个时空，为何会出现这么多的荒地呢？
他把这个疑问向田鸠提出来，得到的答案则是只有靠近水边的土地才是能够利用的耕地。农业耕种是需要用水的，没有水的田又如何能够进行耕种呢？事实上后世中国农民对于土地的利用接近极限，那完全是因为建国后国家对于水利建设投入下了血本，50年的时间里共建设了8万多个水库，这才做到了真正的“四海无闲田”。
戴言当然也是不知道后世变迁的原因的，然而他还是从这些状况中找出了需要努力的方向：开沟渠。他清楚的记得，这个时代的西门豹治邺，做的第一件事是将那些神棍巫婆沉入河中，第二件事就是开沟渠。后来秦国的李冰也是修建了都江堰才使得蜀地成为秦国的粮仓。看来要使自己的领地治理好，修水利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他的封地是丰邑，然而这个封地的范围具体是多大，其实谁也说不清楚。因为此时的封地所封的都只是邑，是城市，城市附近所依附城市生活的庶民自然就是他的领民。至于这个城市所附属的乡村范围到底有多大就完全不好说了，而且此时的地图也是极不精确。戴言就看过整个丰邑的地图，那简直就像是一副山水画一样，里面只是简简单单的画出了山与河的走势，再标明了一些重要的地名和村庄。
戴言开始完全了解自己封地的状况后寻求改变，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墨家弟子们绘制整个丰邑的地图。墨家的弟子们自从学习了几何学以后，对于此门学问的研究简直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境地。因为戴言在教授这门学问的时候就事先申明了这门学问是一门开放的学问，任何人只要能够在此学问上取得成就就能取得其命名权。像缠子提出并证明了等腰三角形的三线合一定理，戴言立即就将其命名为缠氏定理，这大大的刺激了墨家弟子们学习此门学问的欲望。随后戴言又亲自论证了勾股定理，并提出了三角函数和三角学，墨家弟子们对于学问的实际应用是及其看重的，于是戴言就将测量丰邑周边和绘制准确地图的任务交给他们了。
在此之间还发生了一件“小事”。戴言在提出勾股定理以前曾经对数下了一个定义：世间任何一个数都可以表示为两个整数之比。这种在直观和经验上的“真理”没有人觉得不妥，然而这实际上是戴言对墨家弟子们所做的一个小测试而已，他想看看墨家弟子们有没有怀疑的科学精神。
很快，当戴言论证出勾股定理以后，缠子发现了一个新的数——根号2。他很快就发现此数不能表示为两个数之比，这种违背常识和经验的现象让他感到恐惧，他小心翼翼的将此事告诉了巨子田鸠，田鸠研究以后对此事也极为困惑，随后他只得求助于戴言。戴言对此哈哈一笑，随后就让田鸠召集起了所有学习几何学的墨家弟子，他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交给了众弟子们，问问墨家众弟子们能否给出一个解释。结果自然是无人能够解释，然而他们对于戴言对数所下的定义却也是不敢推翻，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戴言自己出头，更改了他对数所下的定义，他把原来那个定义的数命名为有理数，而缠子所新发现的数命名为无理数——意为人们的直觉和经验不可理解的数。
这一下就让墨家弟子们炸毛了，仿佛有种天塌了的感觉。在他们看来，他们放弃墨家的墨经转而向戴言学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认为戴言所教的知识是真正的真理，是天经地义的世界的法则。然而世间的法则岂可如此轻易的就更改？
戴言对众人说道：“我这一门学问研究的是世间的真理，然而真理何其难得？直觉和经验归纳概括的真理是真理吗？并不是的，它还需要经得起逻辑的检验。然而经过逻辑检验的真理就是真理吗，也不是的，它还需要能够真正的反映现实。在这其中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是怀疑的精神。任何我们已经证明了的定理和真理我们都需要怀疑，如果未来有了特例，那么原来的真理必然就不正确，这就是我这门学问和其他学问最不一样的地方。你们墨家的弟子们学习墨家之学问不会去怀疑墨子言论的正确，儒家的弟子们也不会去否认孔子言论的正确，然而在我眼里这些简直缪不可言。没有怀疑的精神，怎么可能探索出真正的真理？”说到最后，他显得极其激动。
中国自古以来有很多优良的传统，比如尊师重道，比如尊老爱幼，比如忠君爱国。但是唯独在学问上极其缺乏怀疑的精神，哪怕战国时代乃是历史上风气最优良的百家争鸣时代，人们也必然认为自己的祖师说的一定是对的，上古圣王们的说法和做法一定是对的。如果事实最终证明他们错了，那后代弟子们绝对不会去承认，他们只会说那是你理解错了，要不就是流传的时候出错了，他们是绝对不会承认圣王和祖师有错的。墨家弟子们本来也是如此，然而当戴言给南墨的弟子们以引导，让他们拥有了怀疑的精神，此派墨家最终开始走上了一条与天下学派都大不一样的道路。
除了戴言以外，谁都不知道东方历史上的“第一次数学危机”就这样轻而易举的解决掉了。要知道，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同样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然而他们对于无理数的发现者希帕索斯却是直接将其沉入海中，这种给科学划定禁区的行为要一直到16世纪科学革命才能逐渐破除。而这也由此成为未来两大文明的转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