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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晨为何如此关注里见甫的事情呢？
这是因为，冯晨自从加入组织，接触情报工作后，对在中国活动的日本人特别敏感，冯晨始终认为，做新闻的人同搞情报的人是永远密不可分的。
在冯晨看来，中日全面战争一触即发，多深入了解一些，这些多年来活跃于中国大江南北的日本记者们，对掌握日本的战略动向非常有用。
冯晨刚刚把茶水给尾崎秀实泡好，尾崎秀实上卫生间转了回来。
尾崎秀实端起茶杯子，坐到床上喝了两口，继续开始给冯晨讲着里见甫的事情。
奉天的关东军，给里见甫在关东军第4课里，设了个办公桌，让里见甫与另外三位同僚共同承担起了军中的宣传工作。
而此前，里见甫当记者时，完成的那份“中国社会世论形成方式”的研究报告，也获得了军部高层的首肯，由此他博得了日本军方的信任。
里见甫在关东军第4课里干得非常卖力！
在此期间，他不但结识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众多出身于日本旧知识分子的军人。
此外他还结识了第4课课长松井太久郎、以及该课的少佐参谋臼田宽三、矢崎勘十、平田正判、池田纯久等人，4课上尉参谋横山、井八津次等人也时常光顾他的办公室。
里见甫一边工作，一边同这些军人们侃侃而谈，心情十分惬意。
当时，关东军第4课的主要任务，就是亲手创建满州国通讯社，也就是国通。
三十年代初，“一国一社制”正成为引领世界通讯界的潮流，为此，日本陆军省次长小矶国昭也提交了，改革日本通讯体制的议案。
可是，官方的联合通讯社和民办的电报通讯社却认为：统一之举为时尚早，切勿冒然行事；又因两社在组织结构及办社立场上意见相佐，故而致使日本国内两社统一受阻。
九一八事变后，日方决定首先统一满州国的通讯体制。
为此，日本联合通讯社的岩永裕吉建议，取满州国的“国”字为头、简称“国通”，这个建议，经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裁决后，开始筹建“国通社”。
一开始，这个“国通”社的社长，是准备让高柳保太郎预备役中将担任的。
这位高柳保太郎是何许人？
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次臭名昭著的“西伯利亚出兵”时的日本派遣军参谋长，日本陆军大学第13期毕业生。
这时，同里见甫关系密切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想了想，认为：“干吗还要另外找人呢，里见甫不挺好吗”。
本庄繁知道，里见甫有个不像日本人的毛病，散漫，坐不住，隔一阵就得挪地方，他就把里见甫找来问道：“我让你负责国通社，你不会突然撂挑子走人吧？”
“司令官安排的事情，我怎么能撂挑子走人？”
这次里见甫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本庄繁就定下来让里见甫来干。
但是，里见甫当时只有36岁，按日本人的习惯，好像当社长太年轻了点，于是本庄繁就让社长位置空缺着，由里见甫担任“国通”的“主干事”，实际上行使的是社长的职权。
另外，时任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的白鸟敏夫，曾经就满洲国通社成立，与日本陆军省军务局中国班的班长铃木贞一中佐进行了磋商。
在情报部长白鸟敏夫的授意下，该部的须磨弥吉郎书记官，奉命赶赴奉天，就满洲国通社的设置、其他通讯社的合并等，同关东军协商。
其实，当年在北平时期，里见甫与须磨弥吉郎就是故友，所以在他们会面时，彼此毫无拘束，双方坦诚地亮出了观点，一拍即合。
其后，里见甫向关东军总部汇报了会谈结果，为了顺利合并其他通讯社，本庄繁司令官指示，由关东军第4课重新拟定统一草案。
拟定出的新的统一草案，贯彻的仍是日本军方的意志。
因为关东军第4课的任务，就是亲手创建并掌控‘国通’，所以只按军方的命令行事，根本不采纳外界的任何意见。
也就是说，一旦该方案获准后，全部交给关东军去实施。
然而，要真正实施统一这个方案，阻力非常大，关键问题是.这个方案要获得日本国内联合与电通两大通讯社的承认。
只要其中的一方不予以配合，此统一方案也就无法实施。
虽说仅在满州实行“一国一社制”，但日本国内的联合与电通两社是否赞成？尤其是电通能否理解？当时都存在着很大的悬念。
满州事变爆发后，日本国内各个新闻社，均将重点集中到了满州，联合与电通两大通讯社，也都为此逐步扩大了各自的机构及人员。
果不其然，里见甫制订的草案，提交上去后，便产生了由谁来加以归纳、整理及最终定稿的一系列问题。
当时的日本陆军省和外务省，忙于筹建满洲国，都无暇顾及此事。而关东军司令部的第4课更是处于人手不足的紧张状态。
突然有一天，主抓“一国一社制”工作的臼田少佐突然对里见甫说：“你也来参加这项工作吧！”
“臼田君，我一直是记者，让我参加这项工作不好吧。”里见甫推脱着。
“里见君，你虽然是记者，在我们看来，你同国内的两大通讯社之间素无瓜葛，很适合公正地抓这项工作。”臼田少佐坚持着自己的意见。
“臼田君既然这样说，那我就勉为其难吧。”里见甫心里想，草案既己提交了，还是顺其自然吧。
在关东军的支持下，满洲“国通通讯社”的创立，竟顺利得意乎寻常，与此同时，里见甫也开始在新闻界中名声鹊起。
不仅如此，日本国内的“联合”与“电通”两大通讯社，也借“国通通讯社”发展之机，展开了积极的合作。
在1935年，“联合”与“电通”两大通讯社，最终合并成了“同盟通讯社”。
从根本上来说，满洲的“国通”只是一个地方通讯社，国际上没人承认“满洲国”，按说“国通”不应该有什么大的国际影响。
但是，早在1933年5月“国通”和路透社签订了一个合作协定，一下子让“国通”成了有国际知名度的通讯社。
里见甫创立“国通”之举，更加深了日本军方对他的赏识。
日本军方开始把一些隐蔽的特殊任务交给他处理，例如满州国成立伊始，军方让他搞的哈尔滨大观园的宣抚工作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马占山的便衣队、民党的CC团、朝鲜人的鸦片贩卖者等，都混居在大观园内，使得那里的治安极度恶化，简直变成了反满抗日活动的根据地。
在关东军司令部第4课的指示下，里见甫携同军方，开始对哈尔滨大观园这条娱乐街展开了宣抚工作。
里见甫不仅亲自坐镇“大观园”，而且还充当了整个行动的总指挥。
尽管此次宣抚工作，最终并未取得辉煌成就，但里见甫的指挥才能却受到了军方的高度评价，这也为后来军方重用他奠定了基础。
此外“国通”成立后，里见甫先请大矢信彦担当了该社的首任总编局长，当“国通”走入正轨后，他又把该职位转给了松方三郎。
里见甫本人，转移到了天津，并在天津创办起了华文报纸《庸报》。
其实《庸报》也是受控于关东军第4课，是一份面向中国读者的刊物，其目的是为了对抗上海的《大公报》，里见甫在《庸报》上用的笔名为李呜。
也就是在天津期间，里见甫结识了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