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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夜，河北，高阳宫。
圣主出离愤怒了。
江南叛乱也就罢了，毕竟统一时间短暂，江南总有一些极端者不甘失败，幻想通过分裂和战乱来重建南人的小王朝；江南贼刘元进公开支持和响应杨玄感，这也可以理解，毕竟老越国公杨素的权势太大，门生弟子亲朋故旧太多，而杨玄感及同党为叛乱又谋划布局了很多年，江南出现这么一支叛乱武装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杨玄感八月初就已覆灭，其同党韩相国及叛乱军队亦在同月被剿杀于颍川，而政治清算也在两京如火如荼地展开，这种良好局面下，江南这支叛乱武装不但没有被迅速剿灭，反而横扫三吴，江南贼刘元进更是嚣张到了极致，竟然开国称帝，割据称霸，公然分裂中土，公开破坏中土的统一大业，这就是直接打圣主和改革派的脸，而且打得鼻青脸肿，颜面尽失，权威丧尽。
圣主苦心经营江南十几年，正是利用江南的力量赢得了江左政治集团的支持，并利用这一庞大实力赢得了皇统，所以江南就是圣主的政治根基，就是圣主的“后院”，江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力更是圣主推进集权改革的经济后盾，而江左政治集团亦是以圣主为首的改革派的核心力量，但如今后院失火，江南叛党公开支持杨玄感和保守派，实际上就是公开背叛圣主和改革派，而更要命的是，江南贼党竟然开国称帝、割据称霸，竟然分裂中土，悍然走上了圣主和改革派所坚持的统一和集权的反面，这是釜底抽薪，倒戈一击，“自家人”一刀砍在圣主和以江左人为主的改革派的背后，砍得鲜血淋漓，脸面无关，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很明显，江南局势急转直下，恶化到如此极度地步，其背后必有推手，有推波助澜者蓄意为之，利用江左人对关陇人的仇恨，利用集权改革对他们切身利益损害所造成的不满，蓄意推波助澜，妄图以混乱江南大局来打击圣主和改革派，以削弱江南财力来反击集权改革，但形势发展到这一步，激烈的政治斗争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杨玄感没有完成的改朝换代的篡国“大业”，东都兵变没有达成的分裂中土、摧毁统一之目标，都在杨玄感兵变失败两个月后，由江南叛乱者全部实现了。江南贼刘元进的割据称帝，打开了中土分裂的“魔盒”，叛乱的“滔滔洪水”撕裂了统一大业这个坚固“堤坝”，汹涌咆哮而出，摧枯拉朽，不可阻挡。
怎么办？如何应对？
圣主在思考，以宇文述、虞世基为首的中枢改革派也在思索，刚刚得到消息的中枢核心层重臣们同样急谋对策。
首先当然是平叛，把刘元进等罪大恶极的叛逆，以及支持和帮助他们的江南豪望，统统诛杀，但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用什么办法在最短时间内，把因刘元进称帝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彻底消除，把分裂和战乱的“魔盒”紧紧关闭，把“决口”的统一大业这道“堤坝”重新加固。这关系到了中土的未来和国祚的存亡，必须倾尽全力，必须达成目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一旦统一大业这道“堤坝”坍塌了，叛乱的“洪水”席卷中土，割据称霸者此起彼伏，中央迅速失去对地方的控制，皇权沦陷，则国祚必亡，中土再次陷入分裂，战乱再起，北虏呼啸而下，历史将重演五胡乱华之黑暗一幕。
实际上办法都有，对策也很简单，政治上改革派立即与保守派妥协，停止集权改革，军事上立即结束东征，远征军迅速返回国内，一部分军队卫戍长城以加强北疆防御力量，一部分军队立即赶赴各地平叛以稳定国内局势，而经济上则休养生息，力争以最快速度恢复国力，至于国防和外交战略，也立即从积极防御、对外扩张迅速调整为消极防御、闭关自守。
这其中最关键最要害的地方，就是停止中央集权改革。
国内政局和国内形势之所以恶化到今天这种地步，频繁的对外征伐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圣主和改革派加快了中央集权的改革步伐，严重损害了以豪门世家为主的贵族统治集团的既利益，严重危及到了门阀士族政治制度的生存根基，导致改革和保守这对核心矛盾迅速激化，而频繁的对外战争正是转嫁内部矛盾的最好政治手段，但对外战争的失利使得这一手段的弊端无限放大，促使这对核心矛盾轰然爆发，两大对立政治集团随即从朝堂上的政争演变为战场上的厮杀，内战就此拉开帷幕，分裂和战乱的“魔盒”就此打开，黑暗即将笼罩中土。
那么，改革的步伐能否停止？
答案是否定的，不论是圣主还是宇文述、虞世基等改革派，都绝无可能停止改革。
停止改革意味着失败，失败就要付出代价，改革派必然会失去对朝政的控制，失去执政权，然后遭到政治清算，然后他们这些改革派连同集权改革都将成为历史，所以哪怕形势再险恶，哪怕集权改革事实上已经难以为继甚至已经失败，改革派也不会停止改革，不会因此修改或废止之前所颁布和实施的改革政策，更不会承认改革失败拱手交出执政权。
那么，如何应对当前危机？既然不能治本，那就只能治标，既然不能从核心本质上解决问题，那就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
当前危机还在可控范围内，虽然可预见的后果很严重，但目前还有很多办法阻止这些后果的出现，还有很多措施可以把危机扼杀于萌芽之中。从政治上来说，当务之急是重建圣主和中央的威权，以绝对权威推动改革，压制改革和保守这对核心矛盾，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盖世武功。武功来自于战争，因此从军事上来说，当务之急是继续东征，以消灭高句丽来赢得东征的最后胜利，以这场胜利来洗刷前期连番失利之耻，以此来竭力维持圣主和中央的威权，然后倾尽全力进行南北战争，以南北战争的胜利来赢得盖世武功。而南北战争需要国力的支撑，国内形势恶化叛乱迭起必然严重伤害国力，所以中央和地方除了要加大平叛力度外，更要加大赋税徭役的征缴力度，以确保南北战争所需。
圣主和中枢对自己的威权还是非常自信，改革派也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不动摇不妥协，而中土在饱经四百余年的分裂和战乱之苦后对统一的向往、期盼和守护，也让圣主和改革派错误地评估了统一大业这道“堤坝”的坚固程度，远远低估了江南贼刘元进割据称帝对国内形势所造成的可怕的不可逆转的恶劣影响。
于是，在“治标”这条道路上，圣主和改革派也没有痛定思痛，没有检讨反思，没有给自己下一副“猛药”以恢复体力，而是抱着自大、幻想和侥幸，拖着疲惫不堪难以为继的身躯，拼命榨干自己最大潜力，强迫自己以更快速度奔跑在原有道路上。
如此一来，圣主和改革派面对新危机，明明看到了隐藏在新危机背后的巨大危险，却轻视了，低估了，有意识忽略了，继续执行既定国策，继续行进在改革的道路上，只不过因为各种各样的危机接踵而至，让他们暗自惊惶，愈发急迫，不得不加速奔跑，不得不纵马狂奔，风驰电挚，以致陷入失控之危而懵然不知。
一番思考权衡后，事情回到原点，还是东征，必须发动第三次东征，必须在明年春天开始进行第三次东征，然后进行南北战争。而这场战争要看黄门侍郎裴世矩的西行结果，如果结果乐观，那就是中土联合西突厥夹击大漠，反之，那就是大漠联合西突厥夹击中土。虽然一个是主动出击，一个是被动迎战，但对中土来说并无太大区别，中土只要胜利，中土只要打赢了南北战争，圣主和中枢就能建立盖世武功，然后一切都能逆转，都能水到渠成，集权改革的步伐必将越来越快。
于是，圣主和中枢核心层的改革派重臣们就如何应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危机达成了一致意见，接着圣主便于当天晚上召集行宫内所有的中枢核心层、中枢官员和卫府诸将，商讨当前南北局势下国防战略的调整问题，而核心问题就一个，在远东战场上，是结束东征还是继续东征，由此延伸出一个新问题，在东北战场上，是支持安州还是公开介入？
争论非常激烈，中枢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各执一词，以内史侍郎虞世基为首的改革派和以纳言苏威为首的保守派，立场迥异，一方要继续东征，一方要结束东征，南辕北辙，根本就没有妥协的可能。
军方统帅除了位居中枢的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外，余者都不敢介入高层政治斗争，主要从军事角度来分析和推演东征的胜算，他们也持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高句丽肯定要背水一战，不可大意轻敌，还是调集大军稳扎稳打为好，一种观点认为高句丽已是强弩之末，不堪一击，只要派出一支精锐之师直杀平壤，黑虎掏心，必能一鼓而下，一战而定，完全没必要兴师动众劳民伤财。
圣主忧心忡忡，愁眉不展。
如果第三次东征能以最小代价赢得最大战果，那么必然会减小政治上的阻力，但问题是，连续两年东征失利后，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带着一支精锐之师就能攻陷平壤，灭亡高句丽？
东征问题陷入僵局，实际上就是一个死局，无从破解，继续争论纯属浪费时间，不会有任何结果，就在对峙胶着之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大家的焦点慢慢转移到了东北战场上，因为东北战场不涉及到高层政治斗争，主要是军事上的利弊得失，于是很快就有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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