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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风云指挥联盟大军劫掠通济渠,梁郡豪望韩相国紧锣密鼓准备举旗,通济渠两岸的气氛几欲窒息之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东都亦是暗流涌动,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感。
通济渠局势给东都的直观印象是,政治讹诈,而讹诈者正是齐王杨喃。
去年贼帅李风云制造了通济渠危机,结果齐王杨喃乘机逃出了政治牢笼,虽然这场危机并没有真正影响到第一次东征,第一次东征失败与这场危机亦没有丝毫关系,但在政治上惨遭败绩的圣主和改革派却因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他们陷入了保守势力的“反攻”和新一轮皇统之争的夹击中,危机四伏,步履艰难。
今年贼帅李风云再一次制造了通济渠危机,目的是什么？结果又会怎样？很明显,东征至上,通济渠畅通是圣主和东都的底线,以李风云之狡诈,他绝不会碰触这条底线,所以无论通济渠危机有多么严重,东都都不会为其表象所蒙蔽,东都关注的始终是隐藏在危机背后的齐王杨喃。
东都首先要知道的是,齐王杨喃政治讹诈的目标是谁？是远在东征战场的圣主,还是留守东都的越王杨侗？东都唯有确定了齐王杨喃要讹诈的目标,才能推测出他讹诈的目的,才能有的放矢,拿出正确的对策。
“齐王到底想获得什么？”这是东都高层所有人的疑问。
越王杨侗今年九岁,年幼,因为所处环境的原因他比同龄孩子要早熟,知书识礼,但这并不能改变他“政治傀儡”的事实,他就是一个权力符号,一个权力道具,代替他行使权力的是越王府长史崔赜,是东都留守、民部尚书樊子
崔赜出自博陵崔氏,六十四岁。樊子盖出自江淮世家,六十八岁。两位重量级老臣辅佐一位亲王留守东都,看上去很不错,实际上很不好。
崔赜的官职虽然没有樊子盖高,权力没有樊子盖大,但出身显赫,贵族等级高,在儒林的名气大,在京为官时间长,深得两代皇帝赏识,曾辅佐元德太子很多年,现在又辅佐元德太子的儿子,而这层渊源至关重要,越王杨侗因此对他非常信赖。
樊子盖位高权重,但在这个拼爹拼门第的时代,在豪门世家遍地走的东都,他就吃大亏了,再加上他长期在地方上任职,在京在中枢的时间都很短,资历声望都不够,人脉资源就更不足了,于是他在东都的大权贵们的眼里十分不堪,无非就是一个政治暴发户,一个撞了大运的小土豪而已,权贵们根本瞧不起他。樊子盖心知肚明,低调做人,圣主在的时候,他尚可狐假虎威,他的话还有些作用,如今圣主不在东都了,他最大的靠山没了,狐假虎威不成了,他的话就没人听了。
越王杨侗人小鬼精,虽然对两位辅弼大臣都表达出了足够的尊重,但他知道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只有崔赜,至于樊子盖,不过是扯着虎皮做大旗的主儿,中看不中用,关键时刻肯定指望不上。
樊子盖很识事务,一切以大局为重,个人荣辱无关紧要,所以这段时间他对崔赜很尊重,大小事务均当着杨侗的面与崔赜商量着办,给足了杨侗和崔赜这对君臣的脸面,不过今天他不给面子了,事关通济渠安全、东征的胜利以及圣主和改革派的政治利益,他坚决主张,马上出兵戡乱通济渠,剿杀白发贼。
崔赜明确反对,据理力争。
目前局势下,从东都调兵去通济渠战场戡乱剿贼,必须谨慎,不到万不得已,这个兵不能出。何谓万不得已？就是通济渠中断了,确确实实中断了,江南的粮食已经没办法由通济渠北上了,已经肯定会危及到东征安全了,且东都已经用尽了所有可以解决危机的手段了,则东都出兵。
崔赜的理由是,京畿有洛口仓、含嘉仓,河北有黎阳仓和高阳仓,涿郡有临朔宫仓储,北平有临渝宫仓储,辽东有望海顿、怀远镇两大粮草辎重囤积地,东征有这些大仓储的保障,即便通济渠断了,依旧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假如河北的永济渠断了,洛口仓、含嘉仓和黎阳仓里的物资只能通过陆路运输至涿郡,那问题就严重了,所以在崔赜看来,保障永济渠的畅通,要远远重要于保障通济渠的畅通,也就是说,如果永济渠断绝了,东都马上就要做出反应,东都大军马上就要出动,反之,若通济渠中断了,东都完全没必要惊慌失措,可以从容对付,想方设法以最小代价解决问题。
樊子盖当即予以反驳。
永济渠的安全的确重要,所以圣主才命令杨玄感坐镇黎阳,确保永济渠上游的安全,以崔弘升为河北讨捕大使,戍守永济渠的中段,任命段达为涿郡留守,确保永济渠下游的安全,三位重臣,三路军队,由南而北,全线护卫,永济渠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年初崔弘升剿贼得力,河北豆子岗、平原诸贼皆仓皇渡河南逃,河北形势因此好转,这显然也有助于永济渠的安全。当然了,河北贼还没有剿杀于净,一些胆大妄为的余孽依旧可能劫掠永济渠,但他们都是乌合之众,威胁不了永济渠,因此,樊子盖认为,东都的注意力不应该放在河北永济渠,而应该全神贯注于河南通济渠。
另外,樊子盖坚持认为,东都应该马上出兵通济渠,以对优势,给白发贼以致命打击。
白发贼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对钱粮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这也是他四处游击以战养战的原因所在。不久前他在齐郡战场上遭遇重挫,本以为他要逃回蒙山休整一段时间,哪料到他突然西进中原,再一次杀到了通济渠。从表面上看,他的目的是劫掠通济渠,但真相当真如此简单？
樊子盖点到即止,说到这里就不说了,再说下去就触及到了政治上的敏感处,可能会犯了越王杨侗的忌讳。皇统之争的结局向来很残酷很血腥,父子相残兄弟阋墙,人伦悲剧一次次上演,鲜血和眼泪淹没了皇族,怎一个惨字了得,所以这是一个政治上的禁忌区,一个不慎就会带来杀身之祸,樊子盖可不想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头颅。
实际上樊子盖很想直言不讳地告诉越王杨侗,这次通济渠危机的真相就是皇统之争,就是你叔父齐王杨喃试图以武力要挟圣主,重新夺回皇统继承权,所以这次通济渠危机非同小可,一旦处置失当,极有可能演变成兵变。如果齐王杨喃“疯狂”了,联合白发贼攻打东都,那就不是通济渠是否安全,东征能否能够取胜的问题了,而是要爆发一场席卷整个中土的大风暴,后果不堪设想。
为未雨绸缪,为防患于未然,乘着事态尚未失控,乘着齐王杨喃尚在齐鲁,乘着通济渠危机尚未扩大蔓延之前,于净利落的摧毁白发贼,把一场可能会爆发的大风暴扼杀在萌芽状态,肯定是正确的策略,退一步说,即便杀鸡用牛刀,搞得太夸张了,让政敌诟病,留下笑柄,但相比事态失控后可能会导致的恐怖后果,这个代价的付出完全值得。
樊子盖的理由很充分,分析推演都有说服力,表现得非常自信,但崔赜一句话就把他的信心摧毁了。
“卫府直接听命于圣主,不受越王的调遣,亦不受东都留守府的调遣。”
樊子盖哑口无言。
从律法上来说,军政分家,军队直接听命于皇帝,皇帝掌握发兵权,十二卫府只有统兵权,所以除了皇帝,没人可以调遣十二卫府的军队,但特殊情况下,比如依据军兴之法（战时制度）,比如有皇帝的先期授权,大臣还是有特定的发兵权。现在圣主远征去了,而通济渠又爆发了危机,急需东都调兵遣将去剿贼,这就属于特殊情况,做为留守东都的越王有权实施军兴之法,但前提是,要征得留守中枢大臣和卫戍东都的十二卫府将军们的同意,因为剿贼不仅需要军队的支持,还需要财政上的支持。
樊子盖虽然是留守东都的第一大臣,但他的权力倍受掣肘和限制,他既代表不了留守中枢大臣们的意见,也无法直接指挥十二卫府,所以他只能寄希望于越王杨侗,由越王出面扛“大旗”,在前方冲锋陷阵,摇旗呐喊,而他躲在幕后“遥控”,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圣主为了防备权臣利用越王牟取不当利益甚至耍阴谋,当然要保护越王,而这正是越王府长史崔赜的责任。
崔赜一眼就看穿了樊子盖的“阴谋”,毫不客气地给了他“当头一棒”,不到万不得已,越王绝不会介入军方事务,更不会向十二卫府发号施令。对于拥有皇统继承权的亲王来说,一言一行都要谨慎,尤其不要与军方产生瓜葛。在皇统的争夺中,军队的支持虽然不可或缺,但军队支持与否,与你和军方保持密切关系,甚至直接介入军方事务,完全是两回事。
樊子盖郁愤不已,忍不住质问崔赜,“通济渠危机日益严重,东都却置若罔闻,任其恶化,若事态因此而失控,将来如何向圣主交代？”
“你是东都留守,不是河南留守,更不是通济渠留守。”崔赜揶揄道,“通济渠危机,与你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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