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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德本的计策是，征召地方宗团、乡团武装力量进入蒙山追剿叛贼。
宗团、乡团在中土分裂时期，属于地方贵族豪望的私人武装，主要目的是保护私人财产，尤其在国与国的交界之地，比如江淮地区和荆襄地区，这种私人武装做为正规军的附属力量，在守疆卫国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土统一后，皇帝和中央曾想取缔各地的宗团和乡团，但这严重危及到了地方贵族豪望的利益，也严重危及到了地方稳定和统一大业。两害相权取其轻，统一大业和国祚的稳定乃是重中之重，所以皇帝和中央迫不得已，只好妥协，保留了大部分宗团和乡团，并将其纳入卫府系统，做为地方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承担守护地方之责。到了今日，宗团和乡团已经发展成为维护地方治安的里坊（乡镇）武装力量。
按道理，宗团和乡团是卫府鹰扬的下属组织，卫府鹰扬完全有权力调动指挥它们，但实际情况是，宗团和乡团做为地方贵族豪望的私人武装，始终控制在地方势力手中，卫府鹰扬根本指挥不动。所以当崔德本拿出这个计策的时候，梁德重先是眼前一亮，感觉这个计策非常高明。
宗团乡团不同于卫府鹰扬，它是准军事组织，军纪对它的约束力很小，只要在律法许可的范围内，它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自由度较大。驱使宗团乡团去蒙山剿贼，打赢了功劳属于卫府鹰扬，打输了则是它们自己的事，与卫府鹰扬没任何关系，可谓一箭多雕，但问题是，宗团乡团的那些团主佐史，个个都是成精的“土鳖”，你想利用它们，得拿出足以打动他们的丰厚诱饵才行，否则“土鳖”们根本不鸟你。
梁德重一想到那些“土鳖”，火气就噌噌往上冲。梁德重要在彭城敛财，理所当然要与彭城的地方贵族豪望争利，再加上双方一个是关陇人，一个是山东人，彼此之间的矛盾必然激烈，冲突是在所难免，所以梁德重马上就“头痛”了。计是好计，问题是卫府指挥不动宗团乡团，彭城的贵族豪望更不会遵从梁德重的命令。好在崔德本出自山东第一豪族，在彭城贵族豪望中那是德高望重，一言九鼎，非常有号召力。
此计若由崔德本出面实施，成功的可能性很大。现在梁德重急切想剿贼立功，而崔德本急人之所急，主动放出了“诱饵”，那么梁德重是吞下这个“诱饵”，还是拒绝？如果吞下了这个“诱饵”，双方肯定要保持合作，但崔德本占据了主动，梁德重可能会失去对彭城局势的掌控，后果难料。反之，梁德重如果拒绝合作，崔德本没什么损失，梁德重的损失却大了，双方必然会因为这件事产生更大的怨隙，董纯走后，两人必然争斗，这对梁德重来说无论是戡乱剿贼还是聚敛财富都十分不利。
梁德重毕竟是百战之将，杀伐果断，他仔细权衡了利弊之后，断然决定合作。
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从未来国内局势来说，东征打高句丽那个蛮荒小国易如反掌，纯粹是杀鸡用牛刀。皇帝好大喜功，摆出这么大的排场，说白了就是因为胜券在握，故意造势，让天下的普罗大众都记住他的武功，牢记他的权威。皇帝和中央的权威大了，改革派才能牢牢控制权柄，才能继续深化改革，加速改革，坚定不移地把改革事业进行下去。改革派的目标就是中央集权，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皇帝和中央要重新分配中土的权力和财富，要把本来控制在门阀世家手里的权力和财富夺走。
梁德重所在的关中本土贵族集团是既得利益者，是坚定的保守派，他们帮助皇帝和皇族夺取了天下，统一了中土，理所当然应该享受中土的权力和财富，但如今皇帝和皇族背信弃义，要剥夺他们的权力和财富，那么可以想像，东征胜利之后，朝堂上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厮杀”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血腥，而皇帝和改革派有东征胜利之优势，会对保守派贵族进行猛烈的打击。
很明显，皇帝和改革派一旦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上风，做为保守派成员之一的梁德重在卫府的日子当然很难过，如果运气好，或许还能捱几年，运气不好的话，估计东征之后他就要被“赶”回家了，所以他敛财的时间有限，他完全没有必要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与山东人的“斗争”中。
梁德重也不避讳，开门见山，“此计若行，还需崔郡丞鼎力相助，不知崔郡丞有何要求？”
既然梁德重很爽快的表明了立场，崔德本也就不再装模作样了，他轻轻咳嗽了一下，语含双关地说道，“据说，齐州贼王薄、孟让被齐郡郡丞张须陀四面围剿，不得不逃离长白山，南下逃窜到了鲁郡。”
梁德重本来面含微笑，洗耳恭听，听到这话却霎时失态，不但笑容凝固，眼里更掠过一丝惊疑。崔德本，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借砀山贼祸乱徐州之际，向东都要统兵权，你目的何在？置卫府和某于何地？你到底是想独吞剿贼之功，还是另有图谋？
齐州贼王薄、孟让据长白山而叛已经数月之久，此事不但传遍齐鲁，亦传遍大河南北，且对河北产生了重大影响。
今年大河洪水泛滥，河南河北乃至齐鲁沿河郡县全部受灾，受灾人口众多，但因为举国上下都在为东征而准备，军队和战争物资都在向涿郡集中，各地的官仓都给搬运一空，再加上过去官僚们中饱私囊肆意侵占，此刻为了弥补亏空，于是把各地的义仓也给搬空了，由此导致各地官府无力赈灾或赈灾不力，而官僚们为了保住头上的官帽子，蓄意向皇帝和中央隐瞒灾情，结果便是天灾加人灾，饿殍遍野，惨不忍睹。
恰在此时，齐州的王薄、孟让反了，这给河北豪帅们指明了一条道路，很快，河北豪帅刘霸道、李德逸据豆子岗而反，高士达、孙安祖、窦建德据高鸡泊而反，张金称、王安据清河而反，郝孝德、刘黑闼据平原而反，各路反帅云集北运河两岸，频繁劫掠永济渠，对东征准备工作造成了巨大威胁。
为何大河南北一夜间叛乱迭起？贵族官僚是如何看待这些叛乱的？又是如何处置这些叛乱的？山东人异口同声指责关陇人，因为关陇贵族集团把持着王朝权柄，山东大部分郡县的主要官员都是关陇贵族，山东贵族仅仅占据一小部分，考虑到两大贵族集团之间的仇怨和矛盾，不难想像，正是这些关陇官僚的蓄意或者不作为，造成了大河南北的这场浩劫。而关陇人则指责山东人居心叵测，阴谋推翻国祚，大河南北叛乱的背后都有山东贵族的“黑手”，正是因为山东贵族的推波助澜，才造成了大河南北今日的混乱。
关陇贵族官僚是蓄意隐瞒真相，山东贵族官僚则是蓄意推波助澜，结果大家联手欺骗皇帝和中央，一边是东征的准备工作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一边是大河南北的叛乱此起彼伏，局势越来越恶劣。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关陇贵族都漠视普罗大众的死活，都向皇帝和中央隐瞒真相。齐郡郡丞张须陀就是个例外。张须陀是个武将，却因为政治原因被赶出军队，到地方上做了个文官，或许是秉性使然，也或许是对皇帝和王国的忠诚，他不顾僚属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开仓赈济灾民，由此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一部分地方贵族豪望的支持。接下来，他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公开违反律法，以郡府的名义征召地方宗团、乡团和壮丁，组建了一支上万人的地方军，向长白山反贼展开了围剿。他的理由很简单，若想确保东征，确保东莱水师能够顺利渡海作战，就必须确保齐鲁地区的稳定，而齐鲁的稳定取决于齐州的稳定，若想稳定齐州，就必须剿杀叛贼，求得一方平安。
张须陀做为地方行政官长，没有统兵权，以他在齐州的所作所为，等同于谋反，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皇帝和中枢竟然相信了他的奏章中的表述，不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反而破例授予他统兵权，负责齐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戡乱平叛之重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人认为皇帝和中枢为了确保东征的顺利进行，不得不行此下策，不得不向朝堂上的保守派势力做出妥协和让步，以求得东征期间政局的稳定。张须陀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以前是老楚国公杨素的帐下悍将，是杨素一系的成员。现在杨素的政治遗传全部由小楚国公杨玄感继承了，杨玄感现为礼部尚书，位高权重，亦是东都保守势力的核心人物之一。皇帝和中枢破例授予地方行政官长张须陀以统兵权，委以重任，很明显就是向朝堂上的保守势力发出求和的信号。东征在即，内部就不要再闹了，要闹就等到东征之后。不管怎么说王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没有王国的利益，哪有贵族官僚们的利益？
皇帝和中枢却因此开了不好的头，剥夺地方行政官长统兵权是皇帝登基之后推行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目的是借着军政分离的名义，削弱地方官府的权力，同时进一步集权于中央，然而，仅仅因为东征，皇帝和中枢就改动了律法，如此朝令夕改，权威当然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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