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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这次拿到指挥权，也当真是毫不客气，虽然仍请李克用高坐主位，但发号施令却是当仁不让。
他首先调拨了两批精锐斥候，在舰船赶到的当日便派出一批与南边的史建瑭取得联系，另一批暗中渡河，分布在河中与汴梁联系的各处要道潜伏。
然后搭建临时水寨，将赶到的舰船进行伪装，通通伪装成大小商船，每日不定时的往上游、下游派出，这些船只行出汴军侦查范围之后便会变换编队，或零或聚的返航，然后上下游互换……总而言之一个目的：迷惑对面汴军，以为这些商船原本就有，只是过去一般停靠在蒲州一方，而如今蒲州易主，商船为稳妥起见，便停在了对岸李克用控制地区。
汴军水军见状，自然不会毫无所动，连续两次派出水军舰船意图偷袭河西临时水寨，然而河东军的床弩加火油罐是他们无法对付的，第一次全无准备的去“踏营”，被烧毁大小战舰二十多艘。第二次有了准备，仍有十来艘被焚，汴军水军这时候家当也很有限，连续两次碰壁之后，就不敢再出，老老实实呆在水寨里，只在最近的水面巡逻。
这其实也是汴军水军不成熟的地方，李曜如今是在刻意隐瞒自己有水军舰船的事实，以期突然袭击之时获得最好的效果，因此在面对汴军水军袭击之时，只能靠床弩抛射火油罐，然后再射出火箭引燃来做远程防备。然而这种防御其实是很被动的，后世清朝时期，中国建造了大量的沿海炮台，最终也未能防住坚船利炮的外敌，这就是最好的明证。然而汴军水军毕竟也是“新手”，什么运动战、什么破袭战、什么心理战，都没有展开，就这么直接哑火了，这就给李曜的伪装行动创造了极大的便利。因此黄河两岸就形成了大眼瞪小眼的静坐战，没过几天，对河的汴军已经习惯了河东军这边船来船往的情景。
而河东军这边，以李曜的习惯，自然不会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让这些舰船每日放空跑来跑去，再说放空的话，船内重量不够，对面汴军如有细致之人，未必不能看得出。因此李曜在争取李克用同意之后，便下令整个河东军分批上船，轮流“感受”和“适应”行船。虽然前两三日，每日里有大把的河东兵吐得仿佛清胃洗肠一般，但再过得几日，晕船之类的事情，便已经极少极少了。人类是万物灵长，或许这么强大的适应能力，也算是其中一种表现。
又过几日，对面朱温以及麾下诸将都开始觉得李克用方面的情况有些异常，因为按照他们的情报来看，李克用军中的粮草并不能算充足，而如今河东军在对河静坐，这既不符合李克用的个性，也不符合河东军目前的形势。
朱温越想越觉得不安，敬翔也有些拿不定主意，尤其是他知道河对岸有他心中十分忌讳的李曜在，更不敢轻忽大意，遂建议朱温再派水军强行过河查看，朱温也没有什么别的法子，当下同意。
汴州水军虽然对床弩火罐心存畏惧，可在朱温的教令之下，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出击。这一次河东军的火力居然更猛，打得汴军水军光顾着躲避，基本阵势都没了。好在他们这次学乖了，大船都留在后方压阵，等再次被烧十几艘半大不大的战舰之后，终于有几艘侦查用的小船从难以构造严密的“火力网”中穿了过去，看见河东水寨之中有些既似战舰又似民船的船只，这些被称作游艇的侦察船见状也不敢多留，有了情报足够交差，立马转头就跑。
让他们松了一口气的是，河东军看来还是一如既往地没有追击能力，任由他们轻松离去。
朱温得到消息，既松了口气，又有些紧张，问敬翔道：“子振，如今河东若赶造战舰，这蒲州仍可守否？”
敬翔沉吟片刻，微微摇头道：“仆所思虑者，非是蒲州可不可守，而是河东此时建造战舰，实无可能。”
朱温对水军也没什么了解，当下反问：“这是为何？”
敬翔苦笑道：“建造船舶，尤其是战舰，所需甚多，十分复杂，对岸并无船坞，连码头都是临时搭建，更别说建造战舰的材料要求十分严格，河东一时从哪得到？既然没有，又如何建造？何况，河东一贯并无水军，平时也无须维持一支水军，他们哪来的造船工匠？是以仆敢料定，对岸此时不可能赶造战舰。”
朱温迟疑道：“那他们如今是在作甚？”
敬翔迟疑片刻，推测道：“若说他们在对河无所事事，实在难以置信，仆料这些日子以来，晋军都在上下游搜罗船只，虽然建造战舰来不及，但改造一下，或有可能……毕竟，那河东军械监所造的大床弩，以及那传言中一举荡平了梨园寨的火油罐，只要能装上船，我汴梁水军一时恐怕也难以抵挡。”
朱温脸色一变：“若是水军不足恃，一旦晋军登岸，那可就是铁骑数万奔涌而来……”他的脸色几乎瞬间变得铁青：“若是从前，李鸦儿的铁骑也只是在野战之时为我所忌，可如今有了那李正阳，万一李鸦儿丧心病狂，命他一顿火油罐乱砸，直接烧了这蒲州城，届时孤王困守孤城，岂不是插翅难飞了？”
敬翔闻言，心中也不禁暗道不妙，不过他是谋主，此时自然不能露怯，眼珠转了转，沉吟道：“李存曜此人多智近妖，实乃大王心腹之患，须得尽早除去！只是，前次所用之策，见效委实太缓，如今看来，有些等不急了……”
朱温斜眼一睨：“子振有何妙计？”
敬翔似乎也不是很有把握，微微迟疑，才道：“风闻晋军此番作战，那李晋王竟然做起了甩手掌柜，将大军全权交给李存曜处置……仆以为，似可从中想些什么办法。”
朱温有些不悦，道：“想什么办法？难道有人能劝服李正阳突然带兵将李克用给杀了，领兵为叛不成？”
敬翔眯起眼睛：“为何不能一试？”
朱温颇为意外，用力“嗯？”了一声，眼珠转了转，似乎陷入了思考。
敬翔趁热打铁，道：“大王可以想想，河东军中，如今最有权势、地位的，有哪几人？”
朱温毫不犹豫，答道：“除李鸦儿外，无非盖寓、李存曜、李克宁三人……哦不，或许还得再加上李廷鸾。”
敬翔点头道：“不错，盖寓乃是李克用多年来的心腹亲信，手掌河东诸多大权久矣，李克用出征之时，常使其为太原留守，仅此一条，可见一斑。李存曜从军虽然不久，也有数年，这数年间，他立功无数，从无败绩，可谓文武全才，如今一边是军械监掌监，一边是开山军使，手中既有财权，又有兵权，据说更有大批年轻将领实际纳其麾下，其资历虽不如盖寓，其实力却已远胜！至于李克宁，他乃是李克用幼弟，手中有一支兵马不说，本人也是沙陀头人之一，在族中地位举足轻重，仅次于李克用，这分量也轻不了。而李廷鸾，自从李落落死后，他便是李克用亲儿之中最年长者，几乎是坐稳了晋王世子的位置，如此也不能忽视。”
朱温皱眉道：“子振究竟要说什么？”
敬翔微微一笑，道：“大王想想，这四人，如今都在何处？”
朱温先是微微一愣，继而睁圆眼睛，惊道：“都在军中！”
敬翔哈哈一声长笑，眼中露出精光，压低声音道：“李克用、盖寓、李存曜、李克宁、李廷鸾，河东最关键的五个人，如今全在对岸的军中，而李克用竟然把大军交给了李存曜这个义儿……大王，李存曜原名李曜，其生父亲娘，如今仍在代州，他可不是李克用的亲儿子，若是他意识到，此时只要将那其余四人一刀杀了，他便是河东领袖，便可承袭晋王爵位，大王您说，他会不会心动呢？”
朱温此人，除了对自己的正妻张王妃之外，对其他人实在谈不上有什么良心，将心比心，自然立刻就道：“自然心动！”不过他马上意识到这件事不是光心动就能行动的，于是立刻反问：“只是有一条，他若是这般做，胜算有几成？我看这李正阳做事，没有足够把握可是不会轻动的。”
敬翔眯着眼睛，摇头笑道：“大王可千万不要小看李存曜手头的实力。李克用长于作战，疏于内务，河东军械监自从李存曜出任掌监以来，根本无人对其进行监督，以该监之实力，李存曜私下储存大量兵甲有何困难？这次我等占据河中之后，不是便从王珂处知晓，当日王重荣、王重盈两兄弟都曾在李曜手中暗中购得大量兵甲器械？他既然能私卖，自然也能私藏……而河东军械监之财力，更是无需多言，如此说来，李存曜一旦下定决心，完全可以迅速拿出大批钱财器械，纵然一夜之间拥兵十万，只怕也不是奇谈怪论。”
朱温面色果然一变，然而敬翔却还在继续道：“大王所虑者，无非是沙陀及五院诸部是否心甘情愿对李存曜俯首帖耳。然而事实上，沙陀族中对养子并无偏见，而且尤其崇尚实力，当初李克用便是因此早早成为沙陀之王。如果真如方才所言，李克用等人突然暴毙，李存曜怕是有**成把握可以安定内部，一举成为河东之首，继而承袭晋王爵位……”
朱温眼珠转了转，问道：“依你之见，是应该对李曜进行离间，挑唆他斩杀李克用等人？这……倒也并非不可，只是这般做法，对我汴梁又有何好处？”他说到此处，微微蹙眉，道：“要知道，李克用虽然是个难缠的对手，可他长处明显，短处也很明显，对付他，孤自问只是时间问题，然而那李存曜却是不然。此子不仅诡计多端，而且谨慎之至……要说寻常之人，若是心性谨慎，多半逃不了优柔寡断。而李存曜却不然，他虽是谨慎，可一旦抓住机会，却是决绝无比，若非如此，前次我军中原围堵如何能够失利？我怕河东一旦为他所掌握，对我汴梁的危险，会比李克用还大！”
敬翔点点头：“不错，从此处看，李存曜一旦轻易得手，掌握河东，整顿实力，以他之能，的确比李克用还要危险得多，但是大王不要忘了，仆方才所言，是在眼下——也就是我军与其隔河相对之时——怂恿他突然兵变，斩杀李克用等人，而不是等晋军回到太原之后。”
朱温皱起眉头：“有何区别？”
敬翔道：“区别甚大！若是晋军回到太原，李存曜若是真能下定决心反叛，以此子之能，定会暗中集结实力，找个机会，让那几人都聚集在一处，然后突然出手，一击定乾坤，以雷霆手段迅速清洗晋军内部！而那时，我军与他相距甚远，对他毫无影响，如此他便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对河东各势力的整合，从而成为我汴梁最大的障碍。”
朱温再问：“那似眼下这般，便将如何？”
敬翔嘿嘿一笑：“似眼下这般，他前脚将李克用等人斩杀，我军后脚出击杀过河去，那时他军中不稳，任他如何手段通天，也只能一溃千里。而我军则趁势掩杀，就算他仗着骑兵众多，绕道逃向太原，也已是元气大伤，河东精锐在这一战中，必然损失大半！而此时我军则可挟大胜之威，以河中为跳板，虚晃一枪，挥军直取太原！大王，此时的太原，得知李克用等人已死，李存曜则大败亏输生死不知，难道还敢抵挡我十万大军？一俟太原易主，沙陀便是丧家之犬，纵然李存曜捡回一条命去，那时候也是身败名裂，实力大损，莫不成还能翻得过天来？”
朱温闻言又惊又喜，搓了搓手，差点就要命令敬翔立刻去办，忽然又觉得不对劲，迟疑道：“既然他此时造反可能有这般严重的后果，那他又怎能听信我言？此子怕是不那么好骗啊。”
敬翔神秘一笑，道：“大王见一个人，便可知道仆为何有这般信心。”
朱温果然好奇：“谁？”
敬翔拍拍手，大声道：“有请李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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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温与敬翔密议之时，蒲津渡对岸的河东军中，却来了两位贵客。
此二人，一是德王李裕，二是新晋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抟。
德王李裕为天子长子，只须德行无亏，便是天然储君，而王抟一年前才刚刚擢升为吏部尚书，此次关中动乱之后，又再擢门下侍郎，并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成为宰执重臣，毫无疑问乃是天子亲信。他二人突然到访，自然不会是来走亲戚串门子，明显是身负重任的。
李克用闻德王与王相亲临，亲自领盖寓、李曜等众将出辕门迎接，算是给足了面子。德王与王抟也知道李克用的地位与实力，哪里会摆什么架子？以德王事实储君之尊，客客气气称呼李克用为“王叔”，便可见一斑。
待得进了中军大帐，李克用原请德王上座，德王坚辞不肯，主动坐去客席，王抟自然紧随其后，李克用无奈，只得按平时座次坐下。
这一坐下，德王与王抟便发现晋军的座次有些意外。李克用坐上首自然毫无疑问，而上席左方居然也安排了席位，那里坐着的，居然是李曜。
德王实际上还是第一次见到李曜，看了这个座次，才想起方才在辕门之时，此人便是站在李克用身边最近的，心中不禁忖道：“李落落已死，李存勖还在长安为质，此子莫非便是李廷鸾？想不到李克用虽是胡人，生的儿子倒真是一表人才，这李廷鸾望之便使人生出亲近之心，他如今几乎便是晋王世子，为将来计，我却要多多亲近才是。”
德王不识李曜，王抟却是识得，见他坐在这个位置，心中早已惊讶不已。唐时座次非常讲究，坐在这个位置，说明李曜在今日这中军大帐之中，乃是仅次于李克用的第二号人物！
王抟心中怦怦直跳，暗道：“我大唐以左为尊，上席左首，必是军中副帅……虽则他此前关中平乱时，被李克用任为副都统，可那是临时作战，李克用应该只是用他之才，可此番却是何等情况？军中最讲资历，正阳从军最晚，安能一步登天，成为河东副帅？”
李克用天下神射，虽是独目，目力却犀利如鹰，哪里能看不出这二人都把目光聚集在李曜身上，当下心中有些为自己的胸襟气魄得意，指了指李曜，介绍道：“王侄或有不知，此乃某之义儿存曜，字正阳。此番因朱全忠目无法纪，擅自出兵攻打河中，更将我勤王之军拦截在此，我欲击破此獠，已命正阳为行军总管，指挥大军。”
这话一出李克用之口，德王与王抟同时大惊：天下第一名将李克用竟然将大军指挥权交给了别人！
德王脑子里第一反应是：难道李克用真要把毕生基业拱手送给外人？
王抟却比他脑子清楚，同样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马上便想到：“想必是因为如今晋军与汴军隔河相对，李克用指挥骑兵的优势发挥不出，所以将指挥权转交给了李正阳。只是……李正阳难道便能变出一支水军来，渡河击败朱温？”
李曜见李克用介绍了自己，自然不能失礼，再次见过德王与王抟。德王连忙回礼道：“不敢不敢，王兄切勿多礼。”
李曜第一次听到“王兄”这个称呼，还有些不习惯，转念一想，如今自己是李克用养子，这么算起来倒也的确是跟德王一辈，他叫这一声，其实也没错。只不过李克用假子甚多，想必德王肯定不会逮着谁都叫王兄，这一声“王兄”，实际上是冲着自己在河东军中的地位叫的。
双方寒暄完毕，李克用设宴款待，他只管敬酒，根本不问二人来意。但德王毕竟年轻，城府远远不够，见李克用一下子说平庞勋之战，一下子说剿黄巢之事，就是不提眼前的战事，终于憋不住了，道：“王叔，寡人此来，乃为宣诏。”他是李晔长子，虽然没有正式册封太子，实际上早被人看做太子，唐朝太子严肃场合可以自称寡人，他此前一直自称侄儿，此时忽然自称寡人，显然意思是说：王叔，该说正事了。
果然，李克用一听，立刻坐直身子，放下酒杯，收了笑容，肃然起身，走到下首微微弯腰，道：“请天使宣诏。”他被御赐“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因此不必下跪领旨，只是微微弯腰示意。
不出所料，这道敕旨的宗旨是和稀泥，也就是劝谕李克用与朱温罢兵休战。不过总体来说，这道敕旨如果真能生效，基本上是对李克用有利。因为李晔在敕旨中的要求是双方都退出河中，河中仍由王珂镇守。
李克用于是领旨，不过他结果敕书后却问道：“陛下既然有旨，臣岂敢不遵，只是臣愿遵旨归镇太原，朱全忠却未必肯轻易退回汴州，不知陛下对此可有明谕？”
德王看了王抟一眼，微微一笑：“王叔不必担心，某与王相公还要再去一趟蒲州面会东平王……至于王叔所虑，圣人也有考虑。”当下又拿出一封敕书递给李克用。
李克用见他不宣旨，微微有些意外，接过之后，仍看着德王。
德王笑道：“王叔何不一观？”
李克用见他这般说了，便将那敕旨摊开来看，原来那敕旨却是一封墨敕，乃是授予河中节度使的一封墨敕。然而对于这河中节度使究竟要授予何人，这封墨敕之中竟然将那姓名之处空着。
李克用身居高位久矣，自然知道这意思，那是说：河中节度使之位，由你李克用来决定！沉吟片刻，李克用忽然转身，将墨敕递给李曜，给他使了个眼色。
李曜一时不知李克用这是何意，接过墨敕一看，心中顿时明白李晔的用意。
唐代的墨制是天子或近臣以墨笔书写，由禁中直接发出的政令，因不加外廷诸省的署名和朱印，故称墨制，亦有墨敕、墨诏之名。唐代有严格的政令制定、运行和相关档案的管理制度，而墨制是天子未与宰相商议，不经中书起草、门下审查、尚书执行的正式颁诏程序而直接发出的诏令，因此成为一种非正规的，但又十分灵活的政务处理方式，可以更直接地体现和更便捷地传达天子意旨，对臣下和有司而言同样具有无上的权威和法律效力。墨制或是直接下达的天子旨令，或是对臣下表状的批答，承担着理政、除官、慰劳、赏赐、通关等多种功能。但至晚唐时期，墨制的内涵与外延均已发生变化，成为臣下专权某事或地方行政施令的权宜形式，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政令特性。
唐代“王言之制”有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等七种形式，分别承担不同功能。武则天时为避讳改“诏”为“制”，故唐朝天子政令多云制、敕。这些制敕又大体分为制书、敕书两大类，一般大事用“制”，次之用“敕”。可见，唐代正式政令之中并无墨制之名。
须知唐代政令的发布与管理是十分规范的。制敕由天子授意准可，经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复核之后，原始文本由门下省存档，门下省更写一文本，加盖门下省印，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接到该制敕的第二份文本，再进行存档，复写第三份文本，加盖尚书省印，交于各部或有司施行。
而墨制“出于禁中，不由中书门下”，因此，墨制的合法性遭到质疑。武则天时，宰相刘祎之就因力争“不经凤阁（中书）鸾台（门下），何名为敕”而获罪。唐德宗贞元三年，陆贽上《论翰林学士不宜草拟诏敕状》论云：“伏详令式及国朝典故：凡有诏令，合由于中书。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须承受。盖所以示王者无私之义，为国家不易之规。”可见，天子诏令“由于中书”是“无私”，而“墨制施行”则被视为“私”；“所司不须承受”则反映了朝臣对墨制的抗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皇权滥用的约束。
至晚唐以来，大唐王朝已是江河日下，天子在各种危机的应对及处理面前显得力不从心，以致皇权日衰。在这种背景下，墨制成为天子授予权臣临时对某事负有专权的代名词。其中，尤以唐末黄巢起义为转折。唐僖宗中和元年正月，“诏（淮南节度使高骈）刺史若诸将有功，自监察御史至常侍，许墨制除授”。唐廷授高骈诸道行营兵马都统，许墨制除官，但又限定职权范围，这应被视为权臣开始掌握墨制之权的开始。
黄巢攻占长安后，僖宗入蜀避难，在中和元年三月以凤翔节度使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凡蕃、汉将士赴难有功者，并听以墨敕除官”。同年七月，僖宗又以宰相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许其“自辟将佐”、“便宜从事”，王铎先后以墨制授孟方立、李克用、朱温、王敬武等人官职。此时的墨制，其实是天子在特殊时期授权某臣专司其事的临时性办法，权力一般限定于宰相、重镇节度使等权臣自行任命官吏。因由某臣代行天子之权，故多称“承制”。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晚唐国家危难、朝命难达的特殊时期，主要是为应付变乱、激励部属所置。这种行令选官方式因无皇帝朱批，因此以墨制形式存在和运作，须待政局恢复正常之后，重新表奏，得到天子准可，再由朝廷正式任命，发给告身，由有司备案。
晚唐以来，朝廷政令不行，藩镇跋扈妄为，中央与地方分权矛盾凸显，而皇权已大不如前，大多仅存于形式或名义上。针对于此，地方割据势力多采取先自作主张，然后表奏获准的方法。这种政令运行方式实际上是藩镇幕府自行辟官权力的延伸。唐代使府的幕职僚佐本来由朝廷配置，后逐渐发展到由府主自行辟署，以奏荐形式得到朝廷确认即可。但朝廷对幕府奏官权力是有一定限制的。唐末节度使每年只“量许五人”，团练使“量许三人”。而墨制之权正是这种藩镇自行辟官权力的扩大化。
墨制在晚唐尚由朝廷派出的王铎、郑畋等权臣把持，赋予专权之责。然而，后来在地方权力运转中渐行渐远，成为藩镇跋扈擅权的主要政令形式。景福元年七月，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攻克山南西道，先墨制以李继密为兴元留后，然后表闻获可。王建以王宗涤为东川留后，然后表奏，朝廷本应依例批准，但唐昭宗仍心存侥幸地任命兵部尚书刘崇望为东川节度使，王建不奉诏，朝廷又只得将刘崇望召回，重新任命王宗涤为留后。这表明，唐廷失去了地方的直接人事任免权，藩镇自行选官任官，然后表奏，已成为定例。这种人事任命方法虽然无视皇权，但至少还承认朝廷名义上的存在，仍称得上是唐王朝由衰至亡期间地方政令运行和人事选用的一种过渡性方式。此时天子犹在，滥行墨制还被斥为“伪”，以示不承认其合法性。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李克用平定王行瑜后，“天子许（其）承制授将吏官秩”，然“是时藩侯倔强者，多伪行墨制。李克用却偏偏“耻而不行，长吏皆表授”。这也是为何最后李曜等人等来的都是来自长安的封赏。
要知道，自广明元年（880）以来，唐天子在二十四年中五次出幸，统治摇摇欲坠，几近覆亡，有些地方已多年不达皇命。在此背景下，墨制的政令运行方式开始在地方势力中广而行之。这些割据者多假托天子，自视已得朝廷授权，以此方法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发令施政，维护统治，只不过墨制的运作方式各有不同。[注：下附墨制在各地实施的实例分析，以【】为界限，无兴趣的读者请自行跳过。]
【注：墨制在各地的实施。前蜀王建称：“自大驾东迁，制命不通，请权立行台，用李晟、郑畋故事，承制除拜。”王建所谓的“承制”即为天子授权的墨制；又假托“行台”专权故事行以墨制，“权立”之辞可见其心虚。吴国杨行密将天子特使李俨留在淮南，“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辄以告俨，于紫极宫玄宗像前陈制书，再拜然后下”。这是依托天子使臣并告拜帝像之后行墨制的一种方式。在后蜀政权中，“俾行墨制，上自藩方之任，下及州县之官，凡黜陟幽明，许先行而后奏”。有些地方政权行墨制而史书不名，赖后世所记。元人柳贯在《待制集》卷一八《吴越国命官墨制》中就载：“秦汉而来，每命一官，辄刻印，使佩之其章绶，率有差等。隋唐军兴，始用板授，后易以告身，又有墨制，大抵趋于便矣。吴越以墨制命官，史既阙书。”论及吴越国行墨制之事，可补史阙。柳贯对吴越行墨制之事乃是“趋于便”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晚唐、五代所行的墨制实际上就是地方割据者公然抛开朝廷，明目张胆地自行发号施令。
由于晚唐、五代地方权力扩大化，墨制的使用不仅满足于辖内任官，而是扩展到政令运行的各个方面。据《新唐书》记载：“华原，畿。……天祐三年，李茂贞墨制以县置耀州。美原，畿。……天祐三年，李茂贞墨制以县置鼎州。”宋人宋敏求在《长安志》卷一九云：“天祐中，李茂贞墨制以奉天县复乾州，领奉天一县。”宋人江休复《嘉佑杂志》卷一记载：“李茂贞墨制义州。”以上记载都表明，以李茂贞为代表的地方枭雄不仅用墨制任官，还以此颁布诏令，以墨制置州，变更地方行政区划。
还值得注意的是：晚唐、五代时，虽然各地多擅行墨制，但墨制的权威和影响却不同。河东李克用、凤翔李茂贞因被赐李唐国姓，有过多次干政甚至挟天子令诸侯的经历；后梁立国后，他们还以继唐衣钵和反梁领袖自居，所以他们的墨制更具效力。例如，后梁开平二年（908）十一月，割据淮南的弘农王杨渥遣特使万全感赴晋、岐，“告以嗣位”，请求他们名义上的认可。开平四年（910）二月，李茂贞就“承制加弘农王兼中书令，嗣吴王”。以墨制的形式对吴越国王位的袭替加以肯定。而吴王因此“赦其境内”，简直与皇命无异。后梁乾化元年（911）六月，李存勖“遣牙将戴汉超赍墨制并六镇书，推刘守光为尚书令、尚父”。墨制除授尚书令这第一等的高官，在晚唐、五代实属罕见，其权威程度可见一斑。
晚唐割据幽州的刘守光曾云：“方今天下鼎沸，英雄角逐，朱公创号于夷门，杨渥假名于淮海，王建自尊于巴蜀，茂贞矫制于岐阳，皆因茅土之封，自假帝王之制。”一语道出杨渥、王建、李茂贞等割据诸雄“假名”、“矫制”和“假帝王之制”之实。此处的“制”，正是墨制。那么，为何墨制会在晚唐、五代之时大行其道呢？其实，墨制盛行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从天子和朝廷方面而言。晚唐唐廷日衰，业已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因当时形势所迫，为笼络地方势力，赢取他们对皇命和朝权的支持，尽可能地利用他们的力量，而相应授予墨制的权力。如天复中，唐昭宗为了对抗朱全忠，就“书御札赐杨行密，拜行密东面行营都统、中书令、吴王，以讨朱全忠。……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将士，听用都统牒承制迁补，然后表闻”。李克用、王审知等藩镇，昭宗都曾许其承制除官。然而，此时已是风雨飘摇的唐廷将承制除官的缺口一旦打开便无法收拢，各地藩镇不管有没有得到朝廷的授权都打着“讨贼”的名义自行任官，正所谓“纷纷墨敕除官日，处处红旗打贼时”。朝廷限于时局，对此也无可奈何，只能姑息任之。
二是从权臣或地方统治者来说。晚唐天子出奔，皇命不达，臣下无法表奏，为了维持政令运行不得已而为之，这应该是最初墨制行使之实。如宋人勾延庆在《锦里耆旧传》卷三所云：“蜀主、岐王承制于隔绝之际，俱非得已，实欲安人。”《十国春秋》也记载道：“自今以后，若且行墨制以布鸿恩，式副群情，无亏大体。所冀设爵待功，免授逾时之赏，允协称霸之宜。”所言应符合当时实际。只不过其后，大唐帝国轰然倒塌，群雄纷起，各自为政，为维护自我统治，墨制方才公然行之。
可见墨制虽然有一定的灵活性，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对皇权和中央集权构成很大威胁。所以晚唐和五代时期，朝廷对墨制进行过系列的整治。唐僖宗曾在中和元年（881）和中和二年（882）两次下诏“不得更议承制者”，意欲收回墨制之权。但高骈等跋扈之臣依然我行我素，以墨制除官，朝廷也是奈何不得。可见，唐末朝廷虽然努力想规范选官任官之权，可形势已与之前有天壤之别，只得听之任之。直到五代时期，朝廷对墨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政出多元的时局之下，只有当中央政权达到相当实力，地方有所顾忌，才会对墨制之权有所收敛。如后唐明宗就曾对各地墨制所授之官重新整编，由朝廷予以确认。对此，《五代会要》记载道：“……墨制官员，并须得本道覆验，具历职申奏，所司简勘不虚，亦给与公凭，将来降资授官，仍限一周年内改正。”《册府元龟》卷六三三也有类似记载。就是说墨制所除官员如果其为官凭证“具历”无误，则可由朝廷发给“公凭”，以示承认，否则将被清理出职官队伍。这种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之争，直到宋初采取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系列措施，才得到有效地遏制和解决。】
正因如此，李曜一直觉得，墨制原本为天子权力之私。晚唐暂授某臣专权某事，尚能维护天子权威。而后的发展却不受控制，墨制逐渐开始公然置皇权、朝权于不顾，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变化不可不谓之大矣。
当然作为一个深知那段历史的现代人，李曜很清楚晚唐至五代时期墨制的风云变换，正是皇权与臣权、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政治博弈。而这种博弈实际上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始终，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墨制，只是其中权力角逐的冰山一角。
而眼前这封墨敕，明面上看，是李晔卖了李克用一个巨大的面子，将河中节度使这样重要的一个位置交给李克用来自行定夺，实际上却是卖了个漂亮的花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