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一段空想

沈三问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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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三问虽然对倭国近代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却不会用什么亡国灭种的办法起去对付它,也没有想过去坑害如今的倭国子民。若是有一天沈三问可以主导唐朝的政治,也不会有侵略之心。

    说到底,都只是一些最底层的被利用的机器。

    倭国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权力的野心和对财富的欲望,世世代代训练着这些只知道屠杀与服从的机器,还形成了制度。教会了这些机器军队的军礼、条例、服从,却没有教会他们,何为人,何为人性,何为种族敬畏。

    欧洲大陆上的文化,以及延伸而出的美洲大陆上的文化,远远不及这个小岛国的血腥。

    沈三问更想从根源上化解这场灾难。虽然他也记得马克思所说的,如果有三倍的利润,那么许多人会抛弃一切道义与责任,投身获取利益。但他愿意一试,将中国优秀的思想文化传递到倭国,以及周边与倭国思想水平差不多的新罗,若是未来真的走到哪一天,或许可以避免许多悲剧。

    他与崔神基、倭国使节仔细交流,了解到现在的倭国情况。

    倭国对大唐的学习分了三代人。

    第一代是天智天皇,学习大唐的政治制度,初步废除了倭国的土地私有和奴隶制度,采用了封建土地制度,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

    第二代是天武天皇,学习大唐的皇权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封建土地制度。也正是这位天武天皇将倭国的大王称呼改为天皇,确定了天皇中心主义统治秩序与嫡长子继承制,并运用占星祈福等手段,将天皇权力神化,增加了倭人对天皇的思想敬畏。

    第三代便是如今的持统天皇,这是倭国第一位自行行使皇权的女帝,与武皇差不多同时继位。高宗时期,因为与新罗开战,倭国为了新罗,与大唐断交。而后新罗战败,倭国重新遣使遭到高宗的冷对。新帝继位后,见武周成立,便又遣使来学习文化艺术。

    倭国模仿大唐,却只得到了皮毛,缺乏了对内里的精神的感悟,对唐朝人的风骨,对壮士的尊重,对好汉的敬重,不滥杀无辜的道义,还有深深的民族自豪,一无所知。

    他们只学到了尚武的精神,秩序的妙用,学到了大唐的军队训练之法,服从的纲纪,并将它演变成对生命的毫无敬畏、对生命毫不怜惜的残酷忍者训练制度,并形成了畸形的武士道精神。

    这当是与倭人的学习方向有关。沿海的地理位置,缺少食物,灾害频发,让这个国家的人更加珍惜生命,也更加努力抗争。对于唐朝能改善他们生活的技巧知识趋之若鹜,却对真正的文化精髓嗤之以鼻。

    活的足够野蛮。

    可是这样的倭国,凭什么来学习大唐此时领先世界的科技技术?

    野人头子带领着一群无法教化的兽人并不可怕,可怕的他们个个拿着利器,血腥的对待同族、对待同类,离着人性的道路越走越远。

    从接纳第一批遣唐使开始便是错了,一是教错了方向,二是叫教错了对象。当然,这并不能怪罪当时的人们,毕竟倭国远在天边,无从考证,唐朝人只是怀着传播文化的喜悦以及对愿来朝贺的友邦的爱护。

    不过,这些却无从纠正了。

    至于,为何不愿意武力对待这些人?

    曾经读过这样一段话,“地球不存在一种全能文化,中国在封闭的环境中埋头耕作,自给自足,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外远征掳掠。但是对内,却需要对广阔的黄河、长江流域进行统一治理,以免不同河段间在灌溉和防灾上互戕。这种农耕生态沉淀成了一种文化心理,追求稳定、统一、保守、集权,即使拥有了郑和这样的航海技术,也无心海洋战略。”

    纵然唐太宗、高宗有着领先全球的军队,也没有将四方打服,而是允许各族繁衍,尊大唐一声君位。并非是因为追求稳定与保守,而是因为,彼时的中国,是最辉煌的时刻,也是民族认同感最强的时刻,不需要来进行这种消耗战争,欺负弱小来彰显强大。

    就算高宗的开疆拓土,也更多的是与周边国家的被动应战,以及为历史遗留问题讨回一个公道。高丽扩张,隋炀帝三征高丽留下的累累白骨,吐蕃突厥扣关造成的家破人亡,一桩桩一件件,这个民族几代人都未曾忘记。

    中国人,是不允许被欺辱,被践踏的,所有的血债都会一一讨回来,这就是这个民族古往今来给所有侵犯者的答卷。

    只是,这个民族却有着仁义之心,从未有侵略想法。

    骨子里,从春秋开始,便有对生命的敬畏,对同类的怜悯,对道义的坚守。

    这个民族,从来不缺愿意为国家献身的人,不缺为天下大义献身的人。有忠君爱国者的士为知己者死,有团结和睦的爱护友邦之举,有勤恳的鞠躬尽瘁,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仁慈,有依法断案的公正,还有一诺千金的诚信。

    教化对于这个民族的影响深远。

    长久的历史发展形成的人性思想,也是这个民族能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性。

    所以,虽然发生过饥荒时易子而食的惨剧,发生过破城后屠城的惨剧,发生过军纪不严的军队掠夺残害百姓的惨剧,却从未影响过这个民族的正确的观念,对人性真善美的追求。

    或许人们对许多历史留名的人物有褒贬不同的评价,但对于造成上述惨剧的祸首,每一个明白事理的人都口诛笔伐,他们离心离德,当时受到冷遇,后来又遭到历史的清洗。

    教化的确是有些作用,然而,沈三问不知道仅仅通过文化传播,需要多久才能在其他国家建立真正的文化信仰,纠正许多不合理的制度。

    若是封建土地制度,在倭国执行的足够顺利,哪里的百姓经济足够自给自足,改造倭国的社会舆论自然相对容易,若是百姓生存都成问题,谈及人性,也十分可笑。

    而且,唐朝也有许多社会问题,自己居然忧心于他国的改造?

    还是改造唐朝也更加迫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