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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转到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在处理完东北事宜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本人从中国东北搭乘军部专机飞回东京，由于其在九·一八事变和长城事件中的杰出表现得到眼镜受裕仁天皇本人的破格接见。
他在大本营向天皇和日军参谋本部报告侵占东北已经长城一线日军的具体情况。随后板垣参与了第一次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战果颇丰，然而天皇和军部对此非常不满意。在他们的授意下，板垣征四郎不得不硬着头皮第二次制订在上海挑事的计划，然后天皇本人在计划书上亲自签字后交给军部，通过军部从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再次发了这一次的电报：“田中君，目前满洲预计发展的情况不是很乐观（当地反日游击队与义勇军太过活跃，让关东军疲于奔命）．．．请君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由你进行策划第二次上海之事变，将全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转向上海。”
看完这份电报，位于上海的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佐是第二次接到这封电报了，上一份电报到现在起码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经过深思熟虑后随即将高达五十万日元的高额经费，再一次交给了那名臭名昭著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即金壁辉），吩咐她一定要要认真具体的策划实施。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下午，和前年一九三二年一样，川岛芳子又玩起了上一次屡试不爽的老伎俩，连哄带骗的让十几名日本日莲宗僧人（被坑了好几回，还不反省，今次又去做炮灰．．．．．．）与上百名日本信徒（比三二年的那点人数反了好几倍，看来小日本是打算彻底拿下整座上海，打算让北洋国民政府成为日本人的附庸，不过以蒋志成的个性那是不可能的）到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去找本来再一次恢复生产的三友实业社总厂的麻烦。
日方一百多人行进于此处后，停下不走了就在厂外观看厂内工人护卫队的操练，大概是出于日本人与中国人互相看不顺眼或者生死大仇．．．这些日方人员直接逐投掷石子等物多番进行挑衅，在厂工人经历过上次时间后本不欲引发比上次更加剧烈的冲突。然这伙日僧和信徒反而变本加厉的，这直接导致本处于临界点的三友实业社总厂工人的爆发，
而之前，川岛芳子早有预谋已经雇佣了大批甘愿当汉奸组织的打手扮成工人模样混入人群。在激烈的冲突中，本来是打口水战的日方百多人在这个时候遭到大群不明人士攻击（即川岛芳子雇佣的日方暗中扶持的当地流氓团伙），造成几十人死亡，十几人重伤的重大事件，然而接警前来的警察就和上次一样未能成功的逮捕犯人，看来日本人的算计就连这个都算计好了的，也不排除租界方面与日本人的眉来眼去。
因此日本政府再一次的跳出来借此机会，指控攻击其事件系为中国人的工厂纠察队所为（上一次工厂纠察队没有武器装备仅仅是一些木棍之类的非管制刀具几乎没有任何一把枪械，而这一次这是有不少管制刀具和私下里托人搞的一些旧式枪械），这个时候由于经济危机还没有过去，日本政府为了转移国内矛盾直接将国内民众的视线转到了一海之隔的邻居：中国身上。
此即所谓的日方早有预谋的“日僧群体事件”。至于中国本土工农军扩大根据地消灭北洋国防军军队的行为直接被列强无视掉或者说是轻视（四臂魔罗那种超过二十米的机械巨人只是打了两三场后，就消失在所有人的视野里，在列强们眼里是个实用价值不是很高的大浪费产物），这一次吸引他们的反而是即将在上海发生的第二次战事（对于政治、战争等嗅觉非常灵敏的列强们来说日本人根本就躲不过甚至是绕不开自己的情报体系），对此他们也是急于摆脱经济危机，不光是抱着看戏的态度，以此评估远东蒋志成政府和日本政府双方的实力好制定下一步对远东策略，同时将国内卖不出去的旧装备和商品对交战双方进行明里暗里的倾销。
两天后即一月二十日凌晨二时许，在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一伙儿约莫有千名左右自称为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这是他们第二次出场了）的日本人将携带的燃火工具投掷进三友实业社院墙内并趁着夜色放火焚烧了整个三友实业社。所幸有了上回的事后，三友实业社工厂护卫人员当即发现并进行制止，然而始料未及的是这伙人手持武士刀在放火不成中直接砍死砍伤N名闻讯前来组织救火的工部局华人巡捕，但气焰嚣张的没有事后逃之夭夭，反而大摇大摆的离开现场。
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看时机不错，立即跑去煽动四千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进行集会，并沿北着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
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突然起哄，冲向华人商店进行打杂烧抢。（本来海军陆战队经过上次事变后顺势惨重不想再掺和在里面，然而受到本土的压力不得不和时间策划者田中隆吉拟定好计划，于是就有了日本侨民请愿然后让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再次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施压，另外游行队伍中也参杂了大批浪人和黑龙会组织的成员将事情扩大化，让日本在这第二次上海事变中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出于扩大事端造成既定事实和混淆视听的目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本人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向时任上海市长吴铁城大拍胸脯信誓旦旦（虚伪并假惺惺的）的表示要缉拿焚烧三友实业社的凶手云云，转过身就立马提出了上一回没有达成的的四项强硬要求：一、上海市长本人须得在媒体上对此次日僧群体事件进行公开道歉；二、要求吴铁城下令逮捕和处罚此次事件中作案者（这是根本就不能完成对的，上海本身各方势力错综复杂）；三、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被害者就是那些炮灰们）；四、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日本人这样做是为了将来利于自己对于上海的统治，担心这些力量对自己对中国上海的渗透进行阻扰）。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原本灰头土脸滚回日本驻上海第一遣外舰队原司令盐泽幸一于昨年再次上任上海舰队司令。其发表了一篇言辞强硬的公开声明，其声称中指出：上海市长吴铁城本人如果对松井所提四点进行拒绝或者不做出能令日方满意的答复，大日本帝国海军将采取“适当行动”（日本人这样是为了对接下来的动作进行掩护：你瞧，这不是俺补给你机会，是你自己没有履行而已，到时候怪不得咱动手呢）。
之前板垣征四郎和参谋本部经过反复推演后早就安排好了“假战争”（他们并没有估计到，假的却变成了真的，规模程度已经超出他们的控制范围，反而导致他们失掉几乎整个中国的租界，也导致了中社盟和赤色组织合流站住中国大半江山，给日本人自己留下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这是他们追悔莫及的）的准备。首先，这一次“日僧群体事件”发生后，比前年更强大一番的日本海军以保护侨民为借口首先调兵遣将，向上海增派军舰。日本海军除“九·一八”事变后第一次“一·二八”事变外，再一次的派出抵上海的军舰。
其于一月二十一日从本土吴港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十五驱逐队（驱逐舰4艘）运载第一特别海军陆战队四百五十余人和大批军火，于二十三日抵达上海。二十四日停泊于旅顺港的“能登吕”号特务舰的另一艘舰“萨摩藩”号（这艘航母在三二年下半年就进行了改造后，吨位直接从一万四千万吨飙升及三万三千吨，载机更是达到二十五架）也驶抵上海。
一月二十二日，日本政府“装模作样”的进行内部磋商会议，会议中有个别成员提出“决定立取适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机处置之”（大角对于此次再一次的在上海生事是持保留意见，奈何胳膊扭不过大腿啊）。
于是在第二十五日，日本海军省首脑与外务省首脑联合举行会议，“协议如中国方面不表示诚意，不实行日本之要求，决以实力务期要求之贯彻，并协议万一时的具体方策”。
二十六日，海军省召开最高级会议，“决定在一、二日及两天左右的时间中发挥实力，其方法如下：（一）鉴于己方驻沪兵力不足不宜抵挡中国方面国民国防军的优势兵力，其可遣重建的第二舰队为奥援；（二）就地保护留沪日侨（跟上一回一样没有什么改动），（三）自吴淞至上海航路由日海军保护，但须得加强对于外海出现之第三方敌对舰队的警惕和预防；（四）在吴淞口外拘留一切华籍轮船，查处可能存在的对己方不利的军火走私等相关船只；（五）加派军舰到南京、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等埠，煽动并使当地浪人同时进行暴动转移国民国防军和北洋南京政府的注意力。”
于是这份日海军修改和添加过的军事行动得到了眼镜受裕仁天皇的许可和批准。
在二十六日，眼镜受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主持下，训令在上海的盐泽幸一“行使自卫权利”，同时警告其如果再次搞砸了这个事情，等待盐泽的只有剖腹谢罪这一条路。
同日（二十六日）日本海军省又命令从日本国内急调上次事变后再次重建的第一水雷战队（幸存下来的旗舰“夕张”号巡洋舰率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三十驱逐队，共有驱逐舰十二艘），运载第二特别海军陆战队四百六十余人开沪，并于二十八日下午到达。
至此，决心玩一把大的日军在上海集结了军舰二十四艘，飞机二十余架，海军陆战队一千八百三十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一月二十八日，日海军省又下令调第一次上海事变中未有参与的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和“阿武隈号”三艘及水雷舰四艘从本土出发开赴上海。）